「印尼」作為星馬兩國的強大鄰居，其形象與影響力在歷史中不斷變化，因著其國內與國際局勢，時而進步時而保守。而在戰後獨立建國初期，「印尼」作為馬來世界的老大哥，的確在星馬華人的本土化運動中起了一定的影響。而這個擁有「印尼經驗」的文人世代，隨著時間推移，也慢慢的凋零，成為逝去的一代。
【文／吳小保】
一九五六年五月間，一群來自星馬兩地的南洋大學生出席假印尼萬隆舉行的「亞洲與非洲大學生會議」。那時的印尼還處在革命獨立的餘溫中，美好的未來對當地人來說如窗外的風景，可望亦可得。
熱情洋溢的印尼青年郎朗唱著革命歌曲，如〈哈囉，哈囉萬隆〉、〈從西方到東方〉、〈紅白旗〉等，歡迎遠道而至的客人。其中〈哈囉，哈囉萬隆〉的歌詞是這樣唱的：
哈囉，哈囉萬隆，光輝的都城
哈囉，哈囉萬隆，人人懷念的都城
我們久別了
現在卻變成火海
來吧同志，齊力奪回她
這些豪邁的歌詞，富有革命精神的曲子，號召印尼人群起反抗荷蘭殖民者。這些歌曲，在星馬青年聽了，無不感到熱血沸騰，燃起他們心中嚮往已久的獨立建國的一團火。在這些大專青年中，其中一位就是楊貴誼。
（來源：光明日報）
楊貴誼生於一九三一年，自小在柔佛郊區長大，後到新加坡升學，是南洋大學創辦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他一生奉獻在華馬文化交流的工作，包括推廣馬來語文教學、編撰辭典、從事翻譯等。他在晚年撰寫回憶錄時，提到當年參加亞非學生會議聽到的革命歌曲：「這樣的歌曲，難怪會令英殖民主義者感到害怕，以致千方百計地阻止我們和勇敢的印尼民族交往，深怕我們受他們的鬥爭精神影響。不錯，像這樣激昂的革命歌曲，當然會激勵我們更加堅決爭取國家早日獨立的衝勁。」（《楊貴誼回憶錄》，頁167）
這段文字非同一般，「印尼」在楊貴誼的筆中不僅僅是一般文人筆下充滿野性、愛情浪漫、商機、獵奇的地理空間，而是一個名為「印尼民族」昂首站立的國度。在這裡，印尼民族以血肉抵擋住荷蘭殖民者，建立自己的國家，揚名世界。因此，「印尼」對楊貴誼本人——某程度上包括與他同行的南大同學——帶來了政治的啟蒙，其衝擊力雖不比中國五四運動對南洋學子來得大和深遠，卻也不容忽視。
在政治啟蒙之外，「印尼」對楊貴誼還有文化滋養之恩。對這些新興的殖民地青年來看，馬來亞若要獨立，就必須建設新馬來亞文化，而這就不得不透過馬來語文的學習、推廣與建設，使之成為新興國家各族通曉的國語國文。為此，蓬勃發展的印尼語（廣義上可視同馬來語）就成為學習與取經的榜樣。
也因此，對楊貴誼來說，那次參加亞非學生會議，不僅是要促進世界各地學生之間的相互了解，提高南大的名望。從他個人的立場來說，「我還心存一個更大的願望，那就是趁此機會實地觀察印尼語的發展情況，並收集印尼語文出版資料。」（《楊貴誼回憶錄》，頁163—164）
（來源：聯合早報／星洲日報）
二戰後的新局勢導致「印尼」對星馬而言有了截然不同的意義，這不僅單獨發生在楊貴誼個人身上。事實上，在戰前，印尼與星馬兩地不僅有商業往來，還有一個常為人忽略的文化網絡。這網絡在戰後進一步蓬勃發展起來，當時星馬不少重要文人，如胡愈之、沈茲九、廖建裕、魯白野、包思井、李全壽、李毓恺等人，都與印尼有一段特殊因緣，他們或在二戰期間逃難至印尼蘇門答臘島，或生於斯長於斯並因工作或學業而流散到星馬兩地。
由於印尼語在印尼的普及與廣泛流通，因此相對於星馬兩地的一般文人，具有印尼經驗的文人打開了通往馬來世界的通道，掌握了本土知識的寶藏。左翼文人沈茲九就坦率地說：「回憶戰前在新加坡的歲月，好像是一個小中國裡，到了蘇西，才使我真正認識了南洋的一部分。在印尼文中，窺知了一些印尼的歷史、民族性以及他們的風俗人情。這些，假使住在新加坡，是不能去了解的。」（胡愈之、沈茲九《流亡在赤道線上》，頁31—32）
這個星馬印的文化地帶，對馬來亞在二戰後獨立建國運動，意義重大。配合獨立建國，中文書市出版很多學習馬來語言、文化與歷史的書籍，當中有不少由前述擁有印尼經驗的文人所包辦，原因不外是他們透過印尼習得而來的馬來語言能力與知識。換言之，星馬華人在獨立建國時期興起了馬來亞民族主義運動，並著手打造新馬來亞文化；而「印尼」作為養分元素，參與了這個文化建構的過程。
在這情況下，「印尼」不僅對星馬青年帶來政治啟蒙與文化滋養，還成為留學深造之地。根據楊貴誼回憶錄，作為當時馬來語與文化中心的印尼，除了吸引馬來學子到當地就讀——其中包括日後馬來學界與政界的翹楚，如語言學家Asmah Omar、前馬大副校長Abu Bakar Hamid、前國家語文局副總監Khalid Hussien、前文化青年與體育部部長Muhamad Rahmat、前國民大學教授Siti Hawadeng——還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吸引了一小批華裔子弟前往留學，他們包括楊貴誼、廖建裕、陳達生、陳潮盛、徐正強等。人數雖不多，並未形成一個「留印學生世代」，卻構成了一道建國史中引人矚目的、獨特的風景。
（來源：BERITA Mediacorp）
楊貴誼本人在印尼求學期間，也豐富了自己的印尼語與文化知識，他在當地收集了大批的印尼文書籍，同時也學習了辭典編撰的技術與知識，為日後他從事華馬文化交流的工作打下非常重要的、扎實的基礎。
無論如何，隨著後來的政局演變，包括印馬對抗、排華反共、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意識的退潮等，「印尼」對星馬文人來說又有了嶄新的不同意涵。相對於戰後初期代表革命、進步、民族主義，此時的「印尼」退化成一片蠻夷之地，它查禁華人文化，鼓吹暴力，施行軍人獨裁統治。這幾年，隨著印尼國勢再起，情況會否又有變化，有待觀察。
最後，「印尼」作為星馬兩國的強大鄰居，其形象與影響力在歷史中不斷變化，因著其國內與國際局勢，時而進步時而保守。而在戰後獨立建國初期，「印尼」作為馬來世界的老大哥，的確在星馬華人的本土化運動中起了一定的影響。而這個擁有「印尼經驗」的文人世代，隨著時間推移，也慢慢的凋零，成為逝去的一代。
※後記：楊貴誼於二〇二四年五月三十日離世，享年九十三歲。謹以此文向畢生投入華馬文化交流工作的楊貴誼致意。
 吳小保 |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業餘者（Amateur）成員，與朋友一同營運「亞答屋84號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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