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商報》的文藝副刊總算完成了世代交替，告別意識形態掛帥，不再視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為二元對立的現象。張永修一直編到去年歲末，然後在一片向李永平、余光中告別的哀悼聲中，《南洋文藝》本身也變成作者讀者告別的對象了。向讀者告別，其實告別的是歷史。我們並不知道報館高層是否真的就是依據點閱率而做出停刊的決策。當然，沒有人能夠阻止或左右報社掌舵者做他們想做的事。他們決定辦一份沒有《南洋文藝》或其他文藝副刊的商報，顯然想當斷腕的壯士，不過卻是多了點勇氣，缺少了歷史感與文化責任。

【文／張錦忠】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南洋商報．南洋文藝》刊出編者張永修的〈不說再見：《南洋文藝》（1985-2017）〉。文章劈頭就說，「《南洋文藝》終於來到了向讀者告別的時候」。那是最後一期的《南洋文藝》。換句話說，之後的《南洋商報》，將是一份沒有文藝副刊的、名符其實的「商報」了。

《南洋文藝》終於來到了向讀者告別的時候了。編者如是說。「向讀者告別」，是沈痛的姿勢，是「停刊」的另一種說法。不過，《南洋文藝》要告別的「讀者」，究竟在哪裏，或有多少人，其實值得我們追問。在這個「大數據」的時代，《南洋文藝》的讀者人數，其實不難統計。對管理階層而言，數據會說話。點閱率高，表示多人看；點閱率低，則表示少人看。比如說，直到我在寫這篇小文的時候（十二月廿九日），《南洋網》的〈不說再見：《南洋文藝》（1985-2017）〉獲得424人次的點閱率。這是十天之內的點閱率，也許不算低，但比起「教育」版的〈學習編程比英語更重要〉的548人次，則少了一百個點閱人次。同一天的《南洋文藝》也刊出杜忠全的〈文壇紅花綠葉成園圃：2017年南洋文藝回顧〉，迄今得到的點閱人次是191，比〈不說再見〉少得多。

如果十天548、424、191的點閱率人次的落差所代表的意義不是那麼大的話，十二月廿八日所刊出的〈行駛五十三年安全技術佳／隆新高鐵採子彈火車〉在一天之內獲得2292人次點閱，顯然可歸為高甚或超高點閱率。即使將〈不說再見：《南洋文藝》（1985-2017）〉的424點閱人次，和〈文壇紅花綠葉成園圃：2017年南洋文藝回顧〉的191人次合併計算，也不過615人次，每天約62人次。相形之下，2292人次就是天文數字了。換句話說，根據這個數據，報館高層或許會說，要刊就該刊點閱率一天2292人次的，而不是191人次的。由此可見，文藝類作品本來就沒多少讀者，或看文藝作品的人遠比看其他類作品的人少，所以就讓文藝版告別讀者吧。

於是，《南洋文藝》終於來到了向讀者告別的時候了。

我們並不知道報館高層是否真的就是依據點閱率而做出停刊《南洋文藝》的決策。當然，沒有人能夠阻止或左右報社掌舵者做他們想做的事。生意是他家的，他想如何經營，除了股東或董事會，其實也不關旁人的事。而身為消費人，我們只問他家的產品值不值得買，或他家有沒有我們想買的貨。如果要買的貨斷市了，或停產了，我們也只能向他「告別」。

張永修的〈不說再見：《南洋文藝》（1985-2017）〉回顧了三十二年來這個命名為《南洋文藝》的文藝副刊的亮點，編者的作為，以及對馬華文壇的貢獻，儼然是馬華文學史的縮影。這個回顧，這個「身影」，顯然是蒼涼的，像「落江前的手勢」，而不是「憤怒的回顧」（借用英國現代詩人歐思本【John Osborne】的劇作題目）。

其實，我們也不是「無話可說」。我們只要稍為回顧一下華文報紙的文藝副刊在馬華文學史上的位置，就知道《南洋文藝》停刊，並不止是一個「向讀者告別」的手勢而已。

（來源：古籍電子書網）

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那一年，《國民日報》改名《新國民日報》，設有張叔耐編的《新國民雜誌》副刊，到了一九二五年，拓哥編的《新國民日報》的《南風》副刊已全面刊出白話新文學作品，開拓了南洋的新文學路徑。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南風》、《星光》、《浩澤》、《荒島》、《椰風》、《椰林》這些報紙文藝副刊，一九二〇年代的馬華文學史（或史前史）就是一片空白；那些年如果沒有文藝副刊，也就談不上甚麼馬華「文壇」了。

一九二八年，許傑南下吉隆坡，提倡左翼的新興文學，就是以他編的《益群報．枯島》副刊為基地。《南洋文藝》編者的告別辭中提到，這篇最後的編後話，旨在回顧了他「在編輯任上為『鑄造南洋文藝』所做的嘗試」。「鑄造南洋文藝」是曾聖提的話，他是一九二九年的《南洋商報．文藝週刊》編者。文藝副刊影響一地的文學風貌、左右文學運動走向，早已是文學史的重要場域。張永修引述編《南洋商報》文藝副刊前賢的話，當然不是偶然的。

以《南洋商報》而言，一九六〇年，杏影（楊守默）編《青年文藝》副刊，在「大躍進」的年代，傾向寫實主義文藝思潮，對年輕作者頗有影響，不過杏影亦有其包容的一面，也刊出陳瑞獻現代風格強烈的詩與小說。杏影逝世之後，文藝副刊由梁明廣接編，易名《文藝》，大量刊登以現代手法書寫的作品，後另編《青年園地》副刊，加上《南洋商報》星期刊一九七一年創設的《文叢》版（梁與陳瑞獻合編），《南洋商報》的文藝副刊儼然成為星馬華語語系文學現代主義的重鎮。

一九七〇年，星馬版《南洋商報》的文藝副刊分家，馬來西亞的報館推出由陳思慶（陳雪風）主編的《青年文藝》，三年後則由《讀者文藝》所取代。這兩個副刊當然也反映了陳思慶與鍾夏田（《讀者文藝》創設不久後由鍾夏田主編）的文學品味，大抵就是平庸的寫實主義，加上朋友主義，故有後來的熱鬧滾滾的「是詩？非詩」事件。

（來源：雨林小站）

到了一九八五年，南洋報社人事紛爭，文藝副刊也多刊並行，頗為熱鬧。張景雲編《文會》副刊以取代鍾夏田編的《文星》副刊，頗有中興氣象；《讀者文藝》與《文星》停刊後，鍾夏田另編《南洋文藝》，一度改為編委制。張永修（上圖左）接編《南洋文藝》已是一九九四年的事了；《南洋商報》的文藝副刊總算完成了世代交替，告別意識形態掛帥，不再視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事實上是馬華版的社會現實主義）為二元對立的現象。張永修一直編到去年歲末，然後在一片向李永平、余光中告別的哀悼聲中，《南洋文藝》本身也變成作者讀者告別的對象了。

《南洋文藝》向讀者告別，其實告別的是歷史。報館高層決定辦一份沒有《南洋文藝》或其他文藝副刊的商報，顯然想當斷腕的壯士，不過卻是多了點勇氣，缺少了歷史感與文化責任。

張錦忠	馬來亞獨立前一年生於彭亨關丹。國立臺灣大學外國文學博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目前研究議題多涉及離散論述與華語語系文學。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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