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Twitter）
改造性別壓迫的教育體制需要更多想象力，我們也許應該期待一個正面擁抱「娘娘腔」的校園，撕掉標籤、擦掉污名，教會人們尊重陰柔氣質，不再貶抑與限制對性別的想象、實踐與跨越。在有系統的性別教育課程中，青少年對性知識、性傾向、性別認同的無知與好奇，能以包容、尊重的正向態度，學習如何面對差異。國內少見的包容性性別教育的成功案例，應給予重視與支持，以及在未來作更全面的調查，探討公民課程中性別教育的成效與不足之處。若馬來西亞的性別教育體制改革能參照成功的國際案例，正視性別歧視，相信一定可以防止出現下一個Nhaveen，及時挽救無辜的生命。
【文／黃科量】
灼傷的背部，頭盔重擊的身軀，硬物插入的肛門，傷痕累累的性器——他是Nhaveen，一個性格溫和、善良的馬來西亞印裔男孩，還來不及實現作曲家的夢想，半年前在檳城街邊被同學霸凌致死。他的死因，記錄在案，很清楚，都是生理上的致命傷，身體百分之八十佈滿毆打傷痕與燒燙痕跡。唯獨漏掉的是每一道傷口上，那些無法用肉眼辨識的污名標籤，寫著：「娘娘腔」。
六月九日，日常的下班夜，Nhaveen與好友Previin一同回家途中遇害。兩人吃完宵夜，遇見中學畢業同學挑釁，嚷嚷譏笑Nhaveen是「娘娘腔」。Previin一時咽不下怒氣，開口喝止對方。善意維護朋友尊嚴的舉動，竟招致成群結黨的恐怖報複。兇殘虐打，一個重傷，一個腦死不治。命案曝光後，四名加害的青少年被警方逮捕，遭控抵觸刑事法典第302與326條文，若罪名成立，將判處死刑或監禁二十年、罰款、鞭笞。無論是哪一種司法判決，都將命案指向暴戾的謀殺罪，以簡化事由的方式為Nhaveen伸張正義。在這起悲劇中，暴力被看見了，性命被看見了，偏偏是「娘娘腔」的性別歧視在制度政策中不被記錄，也不被看見。逝者已逝，一如既往地， Nhaveen自身以及他的母親、朋友、教師仍舊沒有辦法撕掉「娘娘腔」的污名標籤；在制度政策上，也無法辨識一個恐同、恐娘、厭女的性別歧視標籤，足以致命。
由於性別污名標籤不被正視，起碼長達四年的時間裡，自十五歲起，Nhaveen一直活在隱忍校園性別霸凌的陰影中。過去的他習慣對霸凌沈默，對歧視不敢作聲，更不敢向校方求助，家人朋友都束手無策。他的母親永遠也忘不了，自己的孩子遭受校園性別霸凌卻無能為力。她回憶道：
「有一天Nhaveen回家時，衣衫凌亂，說是在學校被一個男孩毆打。」
「他說，那個男孩告訴他，『你是個不男不女（pondan），我要把你變成男人』。」
「我隔天到校警告那個男孩，別再碰我的兒子，他卻聲稱自己是在玩耍而已。」
「那個晚上，我的兒子要我答應他，絕不可以告訴老師這起事件。因為，那個男孩威脅要打他，如果我真的這麽做了。」
（來源：New Straits Times／Zulaikha Zaunuzman）
污名標籤未獲正視
無人阻止事態惡化
除了母親，好友Previin經常聽到Nhaveen訴苦，提起這些加害者在校園肆意拍打他的頭部，或拳擊他的臉部。除了肢體暴力攻擊，Nhaveen從不間斷地收到威脅恐嚇的手機短信，直到畢業後這個情況未曾改善。Previin無奈地說：「他是個溫柔善良的人，也許正因為這樣的性格，他們才會霸凌他。」不願具名的同事也提到，是Nhaveen的性別氣質，引來加害者的性別歧視與霸凌：「他的性格膽小和害羞。也許是舉止文靜的關係，讓他人認為他們可以輕易霸凌他。」遺憾在於，在死亡降臨前，眾多旁人皆洞察校園霸凌粗暴地發生在Nhaveen身上的主因，卻無人及時阻止事態惡化。
在這起兇殘的霸凌案件中，謀殺罪作為懲治的手段，也是一種將性別歧視自然化的過程。因為，法律不直接處理性別歧視的仇恨犯罪，而採用迂迴的途徑處理暴力傷害中的加害與受害關係。這也揭露為何Nhaveen的母親、好友對校園性別霸凌無能為力，以及校方長期以來的缺席——由於社會上提供與支持歧視「娘娘腔」的污名標籤，卻不鼓勵落實保障多元性別氣質與實踐的語言、制度、空間。在馬來西亞，性別污名標籤不僅是輕易取得的加害工具，更是「合法化的暴力」，例如《1959年教學條規（學校紀律）》（Peraturan-peraturan Pelajaran（Displin Sekolah）1959），以及教育部於2003年發出的規範通令文件（Surat Pekeliling Ikhtisas）第7/2003號等相關政策，提供學校懲罰「娘娘腔」（berlakuan pondan）的行政權力，將「娘娘腔」定為大過，視同其他違法行為包括吸毒、參與非法組織及攜帶槍械或危險物品等，輕則可罰三鞭，重則可被停學。易言之，本國教育制度不肯認、不尊重乃至於運用「合法化的暴力」排除性別氣質差異的展現，實則上正是變相鼓勵人們可以任意糾察、仇恨、逮捕「娘娘腔」，催生形式不拘的校園性別霸凌歧視，輕則出現言語霸凌，重則導致致命傷亡。
Nhaveen的死並非個案。壓迫「性別氣質差異群體（gender expression differences）」的仇恨犯罪遍佈社會角落，更不是馬來西亞獨有的歧視文化。例如，2013年1月至2014年間，美國共發生五百九十四起針對LGBT群體的仇恨殺人犯罪；2013年的前5年間，歐盟統計調查指出，在九萬三千名LGBT受訪者中，超過四分之一曾遭受攻擊與暴力威脅；單是2013年，美國就有兩千零一起針對LGBT群體的暴力案件發生；在2008年至2014年，六十二個國家的統計中，高達一千六百一十二名跨性別者遇害身亡。
這些仇恨犯罪與Nhaveen的死皆有共同之處，即是以恐同、恐娘、厭女文化作為施行合法暴力的依據，肆意糾察與攻擊不符兩性二元對立框架的性別實踐。因此，不難想象為何校園霸凌的加害者仿佛站在道德制高點，擁有正當權力似的對 Nhaveen說：「你是個不男不女（pondan），我要把你變成男人。」在這些霸凌的言語中，加害者從來根本無法準確測量Nhaveen是否 「不夠man」或是否「太娘」，也無法確知他的性傾向為何。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只要一旦加害者為受害者貼上污名標籤，所有的歧視、霸凌、暴力皆可被合理化，引起反複的傷害，這正是制度政策懲罰「娘娘腔」的非預期後果。
二元框架限制想像
性別教育政策失敗
Nhaveen的死是一個最極端的例子，但這起悲劇卻實在地反映馬來西亞性別教育政策的徹底失敗，以二元對立的性別框架限制人們的想象與實踐，從而放任性別歧視在校園蔓延。美國社會學家亞倫·強森（Allan G. Johnson）精辟地解釋，那些針對陰柔氣質群體施行的性別歧視與暴力，突顯父權異性戀體制迫使男人與男人用父權的凝視相互監督、支配與競爭。這也說明為何在校園經常發生陰柔氣質的男生遭受男性同儕霸凌。此外，恐同、恐娘與厭女文化的霸凌受害者並不局限在性別弱勢群體，異性戀的男男女女亦活在「變娘」或逾越性別常規的恐懼中。恐同、恐娘與厭女污名標籤的受害人是任何人，異性戀、同性戀、跨性人等性別群體皆籠罩在性別污名體系之下。
以泰國為例，24%的異性戀學生曾被認為性別氣質不符合常規，而受到暴力對待。在加拿大，33%的男學生曾遭受有關性傾向的語言暴力，盡管這些男生當中有者並非同誌，也不是雙性戀。在一個鼓吹性別歧視的教育框架中，有比較「Man」的贏家，就會產生比較「娘」的輸家，而在馬來西亞，這種危險的性別規範卻得到制度與文化的合法背書，又怎麽可能期待有效地杜絕校園中的性別霸凌？
（來源：Malaysia Gazette／Safwan Mansor）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避免出現下一個Nhaveen？
在恐同、恐娘、厭女文化支配下，任何人的小孩，無論他的性別氣質、性傾向為何，都可能成為性別霸凌的受害者，活在沾染污名、貼上標籤的恐懼裡。更可能被迫學會時時監督他人，亦監控自我，無意識地成為性別壓迫的共犯。我們如何保護像Nhaveen一般，性格溫厚、喜愛音樂，不太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男孩？特別是如何在有較高風險發生性別霸凌的教育環境中，制造性別友善的學習成長環境？我們的性別教育如何可能培養我們的孩子學習包容差異，尊重他人的身體，接受與肯認他人差異的性傾向與性實踐？
制定杜絕性別歧視與支持性別友善的校園政策——保護「娘娘腔」，教導學生學習尊重多元性別氣質，讓校園成為「娘娘腔」的庇護所，是最有效的改革途徑之一。研究證明，一旦學校實施性別友善政策，為性別弱勢群體提供保護，並指引性別歧視加害者學習包容差異，將可大幅度降低恐同歧視與性別暴力。例如加拿大，具體明顯實施反恐同霸凌政策超過三年的學校，其中男同性戀、雙性戀男生有超過70%不曾想過或打算自殺，而女同性戀與雙性戀女生則低於三分之二企圖自殺。此外，在美國與澳洲，受益於包容性政策的LGBT等性別弱勢群體學生，較少聽見挑釁言語、經歷暴力對待，也較少考慮自殘與自殺。令人感到樂觀的是，在三種類型的學校當中：其一，沒有反霸凌政策的學校、其二，有反霸凌政策的學校卻未提及性傾向與性別認同、其三，有反霸凌政策的學校且提及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第三類型學校在杜絕與防範性別歧視語言、暴力、自殘等問題上，成效較為卓著（見圖表一），反映教育體制的改革在扮演消弭性別歧視與暴力的角色上，有直接且重大的作用。
表一：兼容式反校園霸凌政策
馬來西亞在2012年至2015年間，發生超過一萬四千起校園霸凌，其中大多數涉及肢體暴力，且高達84%的小孩曾遭受任何形式的霸凌。Nhaveen即為這些校園霸凌的受害者之一。必須註意的是，在這些霸凌之中，恐同、恐娘、厭女文化支配所發揮的負面作用。因此，我們應該審慎思考，參照全球比較的經驗案例，汲取多國成功的改革經驗，重新打造性別友善、包容的校園環境。事實上，在國內一項案例中，已顯示公民課程的性別教育，具有正面效益與重要價值。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的《2014 年及2015 年公民教育初中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比較與分析》報告即指出，學生對多元性別課題印象最為深刻，原因是：
「有31.7%同學認為通過課程「了解第三性」、「知道世界上有變性人」、「了解多元性別」或「認識到不同的性別」。依次有21.9%同學從課程中，學習到「不歧視各性別的人」或「不要歧視變性人」。其他的原因包括他們認為課程「比較有趣（12.2%）；從課程中「認識性別障礙」、「了解性別認同障礙人的想法」（7.3%）；他們也意識到「人有權利可以自己做決定」、「選擇自己的性別」（7.3%）；「學習到多元」、「改變對多元性別的思想，學到了其實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4.9%）。最後同學也認為課程「和現實很相似，學習到現實生活學習不到的東西」，認為「和自己生活有關係 」（4.9%）。」
這些統計資料顯示，青少年對性知識、性傾向、性別認同的無知與好奇，透過有系統的性別教育課程中，能以包容、尊重的正向態度，學習如何面對差異。這可以說是，國內少見的包容性性別教育的成功案例，應給予重視與支持，以及在未來作更全面的調查，探討公民課程中性別教育的成效與不足之處。如前所述，若馬來西亞的性別教育體制改革能參照成功的國際案例，正視性別歧視，相信一定可以防止出現下一個Nhaveen，及時挽救無辜的生命。
徹底改造性別壓迫的教育體制需要更多想象力——我們也許應該期待一個正面擁抱「娘娘腔」的校園，撕掉標籤、擦掉污名，教會人們尊重陰柔氣質，不再貶抑與限制對性別的想象、實踐與跨越。
參考資料：
一、Johnson, A. G.（2005）. The gender knot: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二、UNESCO（2016）.‘Out in the open: Education sector responses to violence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expression’
三、古燕秋（2015），《2014 年及2015 年公民教育初中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比較與分析》，「教師教育經驗分享會報告」，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
 黃科量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大馬同人互助諮詢協會（PLUsos Malaysia）成員，關心種族、性別與階級不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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