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Malay Mail／Reuters）
學界研究馬來亞化往往把它視為馬來亞獨立建國的自然發展進程，馬來亞化必然伴隨著第三世界新興獨立國立而來。然而，有兩個層面往往被忽略，一是國共兩黨在爭取華僑支持力量發揮的催化作用，進而形成星馬華人左右兩派對馬來亞化的不同詮釋，以及如何被挪為我用。兩者皆顯示為一九四十年代末期華僑內部的冷戰角力。
【文／莊華興】
「馬來亞化」（Malayanization）作為一個研究主題，關鍵在於它為什麼被提出来？以及它的實施目標是什麼群體？這個群體在生活各領域又如何回應？
從官方角度看，馬來亞化政策涵蓋層面廣，涉及範疇包括公務體系、政府行政、教育與課程、通用語、廣播、娛樂、文藝等。在此政策下，設有馬來亞化委員會，每週開會二次。政策推出以後，引起民間的關注與反應。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洋商報》第九版刊登新聞〈星馬代表二百名月底在甲，討論馬來亞文化問題，將籲請政府設立全國文化理事會，聯合邦副元首主持開幕禮〉，參與者的踴躍程度突顯了他們對此議題的關心。
馬來亞化原本是一套政治政策。然而，在馬來亞立國年代，華僑華人更重視它關涉的文化面向，即馬來亞文化（Malayan culture）的塑造與內涵。華僑在戰後雖已發生政治認同轉向，尤其是在萬隆會議以後，星馬華僑不得不放棄雙重國籍，選擇馬來亞為永久的家鄉。但在文化認同上，星馬華僑仍堅持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延續。獨立前夕，林連玉在〈心理的建設〉一文中說：「培養馬來亞為第一家鄉的觀念。這是對外來民族說的。須知道你們雖有祖國，但是你們的子孫，已經是馬來亞的兒女了，馬來亞才是他們的祖國，才是他們永久的家鄉，只有馬來亞的利害，才是他們切身的利害，馬來亞以外的國家，充其量只能算作朋友罷了。」可見，認同轉向一時之間對華僑造成何等大的心理衝擊，乃有林連玉的「心理的建設」對「外來民族」，尤其是華僑的喊話。一九五〇年代末與六〇年代初，林連玉從領導教總反對「最終目標」與華校改制的問題，進一步見證華人對文化血脈的難以割捨。
（來源：林連玉基金）
兩個陣營的馬來亞化的認知
一九五、六十年代是星馬冷戰高漲期。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對立與矛盾，但同時也顯示為星馬華人對母國文化與身份屬性的堅持。對他們來說，馬來亞化政策的確是一個困擾與兩難抉擇。
文藝界把馬來亞化政策理解為認識馬來亞本土與其民族。《蕉風》創刊詞即提到：「如何去了解一個地方，如何去了解一個民族，決不是翻閱幾本史地書籍，或誦讀幾篇宣傳的文字所能濟事的，必須深入到社會的內核，浸潤到實際生活之中，才能夠慢慢的體會出來。換句話說：也就是要從一個地方，一個民族的文化面來認真觀察，才能夠找出正確的答案。」《蕉風》從創刊號至三十六期（1955.11.10—1957.4.25）著重介紹地方掌故、地方風土景物、地方生活與職業，更突出的是馬來歷史／傳奇人物、馬來民藝、馬來民間傳說、馬來傳統韻文的介紹，標榜「純馬來亞化文藝半月刊」。有趣的是，原本屬於馬來民族的傳說被冠以「馬來亞民間傳說」，如疾風譯《鬼獵人》（1955.12.25［第四期］，15—19）。馬來亞與馬來人被畫上等號，這種認知在他我之間已預設了一道墻，可想馬來亞化政策面對華僑社會會面對怎樣的阻力。這可說是「非左翼」—《蕉風》文化人面對馬來亞化政策的立場，一方面極欲馬來亞化，另一方面又與之保持距離。
三十七期以後，選稿與編輯風格有改變的跡象，除了封面圖片開始逐漸「域外化」，譬如以版畫（三十七期、三十九期）及中國題材的水墨畫（四十五期）。自三十七期起每期介紹外國／中國作家與轉載外國／中國作品。因何出現這種轉變？根據編者的解釋是「一地的文化提高不能只靠關起門來埋頭苦幹，也應該吸收外地的精華。」（同前）。編者的話固然沒錯，然而，置於獨立前夕的關鍵時刻，這種微妙的變化只能說明在大陸變色後，友聯人始終沒有放棄在海外建立中華文化堡壘的初心，面對當初的馬來亞化訴求，適度的調整更顯著的是順應時局。因此，馬來亞化在華僑社會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坎，在冷戰初期，它更是敵對陣營——共產主義中國的最強大「武器」。Jeremy E. Taylor（2019，1—20）曾談及共產主義中國利用文化手段獲取星馬華僑社會的支持，但他並沒具體指涉文化冷戰。此外，從一九五二年的公民權修訂法令通過後，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止，有一百一十五萬名華人成為合法公民，僅佔華人人口總數的一半而已。（崔貴強，329—330）這多少揭示華僑在馬來亞獨立後的文化認同選擇仍抱著猶豫的態度。
對非左翼人士而言，友聯創辦人之一徐東濱針對香港友聯的工作性質定位為文化工作，而非政治工作。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也指出，友聯移師星馬的目的，也是為了發展文化工作。（岳心，1961，2）從表面理解，他的說法並沒錯。然而，在戰後初期，文化也是左右雙方爭奪的場域，出版、寫作、教育作為文化冷戰策略學術界多有討論。友聯的在香港與星馬推動文化事業，固然與它在大陸赤化後欲在海外推動傳統中華文化的建構不無關係，但在星馬冷戰與英殖民背景下，它又與反共產生聯繫，文化與政治互為表裡。
至於左翼—社會主義青年對馬來亞化的認知大致可從一篇社論窺得一斑。在〈新的起點——泛馬學聯文化節的意義〉在談馬來亞文化的形成指出：馬來亞文化的形成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一路來，除了絕少數有特殊地位的文化，尚被允許在一定的要求和目的下，作有限度的發展外，其他各民族文化的處境都是非常淒慘的。今天，各民族文化還能生存與發展都是由於各民族人民自覺的，以實際行動來支持的結果。這種支持解決了生存的問題，但是並沒有改善受歧視的地位。文化交流在這種環境中怎麼能順利的發展和得到滿意的收穫呢？雖然，一些存有深的歧視的人們也會偶然提起文化交流這一回事，甚至，某一些情形下他們會使人莫名其妙和感到意外地大表讚同，但是，他們到底作到多少，卻不是我們所知道的。（馬來亞學生報社論，1955.12.2，1）
泛馬學聯（Pan-Malayan Student Federation，簡稱PMSF）由星馬兩地大學生與專科學校學生組成，包括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吉隆坡工藝學院、吉隆坡農學院學生代表。泛馬學聯出版英文版Malayan Student和中文版《馬來亞學生報》機關報，每月一期，並和各國學聯如印尼學聯、中國學聯保持密切聯繫。星馬兩地泛馬學聯的首屆各民族青年學生的文化界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在聯合邦首府吉隆坡舉行，參加文化界的近七百名學生來自星馬各民族學校。新聞指出：舉辦文化節的目的，是促進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以及提高一般人對健康文娛的認識。（星洲日報，1955.12.20）
上述泛馬學聯的立場不難理解。它提到建立馬來亞文化首先從各族文化之間的交流做起，繼而指出族群文化交流的最大阻礙是受壓迫的民族文化受歧視，即便是少數特殊地位的文化在特定的目的和要求下也只能有限度的發展。這就形成文化交流的障礙，族群間的文化無法正常的交流，馬來亞文化便無法形成。字行里間使用的詞彙如「歧視」、「壓迫」無非是出自左翼觀點，指的是殖民者與資本主義階級；而「文化交流」是其重要手段。這些詞彙與一九五十年代星馬反帝反殖話語是相呼應的。
（來源：National Heritage Board／星馬人民歷史資料室）
國共兩黨在海外的競爭與其手段
華僑在國共兩黨的策略性拉攏下，文化認同進一步深化，顯然這與殖民政府處心積慮貫徹的馬來亞化政策背道而馳。自抗戰時期起，國共兩黨吸引南洋華僑社會支持展開競爭，到了戰後愈劇烈，在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和其他左派人士推動的文化工作下，成功拉攏大部分華僑。一九四〇年，陳嘉庚親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返新後轉而投向中國共產黨，獲得華僑各界人士的支持。當然，國民黨也沒有鬆懈。國民黨海外部部長吳鐵城於同年九月末啟程到南洋菲律賓、荷屬東印度、新加坡、馬來亞和緬甸訪問，歷時達五個月。他到南洋之前，事先對南洋各地的文教工作進行部署，包括分派中學教師前往南洋各中學任教，增加僑報經費設備，分派總主筆支持筆陣，從文化層面影響華僑與爭取華僑支持，與中共形成分庭抗禮的局面。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執行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南京國民黨第六屆二中全會有關海外黨務之六大議決，進一步加強海外黨務：
一、在美洲及南洋，分別暫設辦事處，由中央派遣中央委員會或高級人員前往主持，督導發展各該區黨務。
二、海外各總支部直屬支部增設評議員，人數不加限制，由中央每年就各該地質望較深之同志分別聘任，對於該地黨務之進行隨時提供意見。
三、選擇海外各種重要地區，增設直轄黨報及出版公司，以加強海外宣傳力量。
四、各重要僑團內，運用黨團，並設看法協助幹練忠實同志參加各僑團，擔任職務。
五、成立海外青年、婦女、工商、文化等運動委員會，已開展各種僑運工作。
六、發動海外各地組織國際聯誼團體，如中暹、中越、中馬、中荷、中菲、中緬等協會，以聯絡當地人士及政黨，增進睦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編，1962，13—14）
一九四六年一月，陳振亞、陳醒吾首先來星馬，協助黨部復原。陳振亞是國民黨黨員，時為國民黨星馬機關報《中興日報》主編，也是蕉風雜誌首屆編輯委員之一（申青，1998，84—86），他在創刊初期寫了不少文章，署名白蒂；同年五月，余超英、王湛悅、葉人巡迴全馬黨部協助改組；十月，戴槐生來馬，他最重要的任務是成立南洋辦事處——國民黨在南洋的總部，它除了扮演星馬國民黨黨務中心，也是東南亞地區黨務中心。國民黨爭取華僑支持所開展的工作越來越具體。以胡愈之領導的民盟，其成員大多為文化界和教育界人士，他們從事新聞出版工作兼辦雜誌，宣傳政治主張，爭取社會輿論支持，在星馬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到了戰後，這些文化工作由在地者接棒，惟意識形態色彩並未退去。
（來源：Iluminasi）
在意識形態與文化情感之間
星馬華僑的民族主義情感在抗戰時期得到空前的萌發。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情況進一步激化。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美、蘇、英、中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反法西斯戰爭成為主要鬥爭。東南亞各國遭到日本侵略者佔領。華僑在居住國組織了許多抗日救亡組織。親共的陳嘉庚設立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獲得華僑的積極響應，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也有民族與文化紐帶的因素。這也間接說明為何英殖民政府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推行馬來亞聯邦計劃（Malayan Union Plan），星馬華僑的反映冷淡。另一方面，馬來民眾在巫統首任主席拿督翁嘉化（Dato’ Onn Bin Jaafar）的號召下，舉行大規模示威，最終促成殖民當局不得不改弦易張，轉向親馬來人，兩年後（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推出馬來亞聯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憲制，同年推出馬來亞化政策。根據馬來西亞國民大學歷史學者Oong Hak Ching，馬來亞化政策是殖民政府華僑事務署（Secretariat of Chinese Affairs）於一九四八年底推出的。（1993, 248—55），目的是斷絕海外華人與中國的關係，無論是中共或國民黨。
母庸質疑，馬來亞化政策主要是針對外來移民群體，尤其是華僑華人。殖民政府加速推行馬來亞化政策，是留意到國共兩黨在星馬華僑社會中展開的爭奪，以及華僑的積極參與。
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下旬，馬來亞化的呼聲逐漸式微，但並未取消。實際上，这个政策被簡稱為「馬化」。譬如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十字街頭》第二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埋葬了的罪惡〉，其上寫着「榮獲香港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徵求馬化電影故事第一獎」。（谷中鳴，1964，10）簡言之，馬來亞化原是一種政治策略，影響涵蓋行政、文化、教育、語文、文藝等各領域。在一九五十年代特殊的建國時期，它成為馬來亞華人建國想象的爭奪工具，話語上表述各異，左翼人士視它為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藍圖，而香港南下非左翼人士則把它視為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復興基地的寄託與手段。
總的來說，學界研究馬來亞化往往把它視為馬來亞獨立建國的自然發展進程，馬來亞化必然伴隨著第三世界新興獨立國立而來。然而，有兩個層面往往被忽略，一是國共兩黨在爭取華僑支持力量發揮的催化作用，進而形成星馬華人左右兩派對馬來亞化的不同詮釋，以及如何被挪為我用。兩者皆顯示為一九四十年代末期華僑內部的冷戰角力。
【參考書目】
陳是呈（？）。《吳鐵城的南洋之行（1940—1941）》。華僑協會總會：網頁，2022.6.19檢索。
谷中鳴（1964.06.15）。《埋葬了得罪惡》，《十字街頭》第2期，10-13。
觀止［方修］（1957.8.31）。《建立獨立的馬來亞文化》，《星洲日報馬來亞建國紀念特刊》p.22。（電子版）
蕉風創刊詞（1955.11.10）。《蕉風吹遍綠洲》（創刊詞）。新加坡：蕉風出版社，頁2。
馬來亞學生報社論（1955.12.02）。《新的起點——泛馬學聯文化節的意義》。新加坡：泛馬學聯。
毛起雄、林曉東編著（1993）。《中國僑務政策概述》。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申青（1998.3-4）。《憶本刊首屆編委》。《蕉風》483期，頁84—86。
岳心［徐東濱］（1961）。《回憶學生週報的誕生》，《中國學生週報》，第470期，第2頁。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編（1962）。《中國國民黨在海外》（上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組。
Oong Hak Ching (2000).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1942-55: The Dynamics of British Policy. Bangi: Penerbit UKM.
Taylor, Jeremy E. (2019). “Not a Particularly Happy Expression”: “Malayanization” and the China Threat in Britain’s Late-Colonial Southeast Asian Territor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p.1-20.
 莊華興 |
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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