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Remember Singapore）

以阿都拉為先驅的馬來新文學，在伊斯蘭主義者眼中，是殖民地權力話語，以及後來的世俗政權有意炮製出來的人物，以便創造有利於統治者的文化論述，推動去伊斯蘭化的議程。在此情況下，馬來新文學體制跟過去的傳統馬來文學體制產生了衝突和對立。這些激進批評者主張回到過去，而非開創未來，阿都拉的文學遺產，就在這種新舊循環中爭論不休。

【文／吳小保】

文師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可說是馬來文壇中，最具爭議性的人物。多年來，圍繞著這位文豪的一個核心議題就是：阿都拉到底是洋人的走狗，還是民族楷模？

阿都拉生於十八世紀末，一生奔波於馬六甲和新加坡兩地謀生，他擔任英殖民地的政商要人的文書、新教傳教士的翻譯員、馬來語文教師等。在傳記中他稱英殖民統治者如威廉法古哈（William Farquhar）為「拉惹」（Raja），他的著作對英治下的馬六甲和新加坡也多有讚揚之詞，多少說明他對英殖民統治的合法性的認可與推崇。另一方面，他又對馬來人的迷信、馬來統治者的殘暴，毫不客氣地揭露痛批。

也許因為如此，阿都拉備受洋人的重視，他的著作得到西方學者、殖民地政府的推廣與肯定，認為他是馬來文壇的大文豪。另一邊廂，他又被馬來人冠上「阿都拉牧師」的外號，諷刺他身為穆斯林卻甘為新教傳教士工作。

阿都拉就是在上述情形下，隨著時代的挪移，一步步地被推上馬來文學殿堂，加冕為馬來文學現代之父。他是新文學的先驅，舊文學由他終結，新文學由他開始，那之後的作家，都是阿都拉的子子孫孫。

（來源：Nusantara Audiobooks）

馬來文學現代之父加冕之路

阿都拉是如何踏上成為「父親」之路的？學界對此有詳細的研究，一般上認為，最早察覺到阿都拉的文學作品有別於其他馬來文學著作的，是新教傳教士諾斯（Alfred North）。他在一封信件中提到，阿都拉的作品有很多創新元素，其中一點，他的作品書寫的是現實，而非愚蠢的傳奇故事（hikayat）。

此後陸陸續續有不同學者，加入認證阿都拉文學成就的行列，如殖民地文官學者威金森（R.J. Wilkinson）、文斯德（R.O. Winstedt）、馬來大文豪查巴（Pendeta Za’ba）、馬大馬來文學系教授史金納（C. Skinner）等。在這些學者反覆討論下，阿都拉也就從一個殖民地的異議者，變成一位開創時代的新文學先驅、馬來現代文學之父。

與此同步進行的，是阿都拉作品在殖民地體制下的經典化。《阿都拉傳》（Hikayat Abdullah）成為學校讀物，甚至成為公務員考試的指定讀本。

然而，學者們為阿都拉加冕的根據是什麼？阿都拉的作品開啟寫實主義的新風氣，這有別於舊文學的傳奇傳統，儘是愚蠢的虛構故事。此外，他的作品勇敢地張揚自我，這跟舊文學中作者自我隱匿的習俗很不一樣。其他的，如阿都拉對封建社會的批判精神、混合了英語結構與其他民族語言詞彙的新式語言等，都成為阿都拉之為「新」、為「父」的根據。

這些觀點在學界卻遭到各種不同聲音的批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伊斯蘭主義者，他們的論述最激進，但卻又最保守。

概略來說，這一派的伊斯蘭主義者認為，馬來群島自從被西方殖民統治開始，經歷著一場漫長的「去除伊斯蘭化」（deislamization）浪潮，原本在本區域無論政治或文化都扮演極重要作用的伊斯蘭，漸漸地失去過去輝煌的地位。

參政司制度就是其中一個去伊斯蘭化的政策，因為在這制度下，政治歸參政司而宗教則歸蘇丹，這一做法根本就是政教分離，是強調政教合一的正信伊斯蘭所不允許的。其他方面，教育、文化或文學，也出現同樣趨勢，伊斯蘭被西方元素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認為，殖民主義的驅動力並非僅僅出於政治和經濟的考量，實際上可上溯到千年來伊斯蘭與基督教的新仇舊恨。

阿都拉就是在這筆新仇舊恨中，被西方人吹捧出來的人物。

（來源：Pinterest）

傳統與新文學體制對立衝突

以阿都拉為先驅的馬來新文學，在這些伊斯蘭主義者眼中，是殖民地權力話語（以及後來的世俗政權）有意炮製出來的人物，以便創造有利於統治者的文化論述，也就是推動去伊斯蘭化的議程。

在此情況下，馬來新文學體制跟過去的傳統馬來文學體制產生了衝突和對立。過去馬來文學體制立足於伊斯蘭文化根基之中，重視書寫造物主與人的宗教題材。其他世俗的，如日常生活智慧的題材，或者滿足愉悅感受的美學，都是次之又次之的作品。

這個認阿都拉作父親的新文學如何與去伊斯蘭化掛鉤？馬來新文學誕生後，其中一個主流的文學思潮就是寫實主義。在上述語境下，寫實主義不僅僅是傳自西方的文學流派，更是屬於世俗主義的人文思潮。

寫實主義之所以是「世俗」的，是因為它書寫的對象，是根據人的五官感知所理解的「現實」人生。如此一來，「超自然」和「超驗」的元素就遭到排斥。寫實主義成為文壇主流，宗教文學失去發展的土壤。

同個道理，伊斯蘭的理性主義也跟西方的理性主義很不一樣，後者著重人類的理性認知能力，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成為判斷真善美的尺度。前者的理性則是指在接納一神信仰的前提下，人類不可篡奪上帝的權限，它必須依順神啟教義。換言之，它們的區別就是世俗與宗教的差異。

而馬來文學世俗化的源頭，可追溯到阿都拉被立為現代文學之父的文學史事件上。

「阿都拉被加冕之後，馬來文學被分成新舊兩個部份；如此的分期法，以及阿都拉作為區分新舊時代的關鍵人物，都成為了馬來文學的『歷史事實』，然後在這個『文學史』中他成為了不朽。更重要的是，由於寫實主義依據的是感官，而且只承認眼見為實的『真理』（kebenaran），於是精神的或形而上的真理也就失去了位置。同樣的，關於事實（realiti），也只關心物理和物質層面的事實，神啟的事實都被否決了。」（Ungku Maimunah, “Ilmu dan Sastera: Perspektif Islam, Barat dan Melayu”, p.34）

（來源：Goodreads）

反阿都拉者捍衛保守舊傳統

由於寫實主義擱置了形上學，於是失去了對絕對真理的信仰。對於現世生活中的善惡美醜的判斷，就交由相對主義的價值觀掌控。於是，過去曾經是禁忌的題材（如色情），隨著社會風氣的變遷，卻成為了創作者的寵兒。伊斯蘭主義者顯然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歪風」在馬來文壇做大。

為此，伊斯蘭主義者反對阿都拉為新文學之父，牽涉的是兩套不同意識形態下的文學系統的競爭。對他們來說，反對阿都拉為先驅者，不僅因為在他之前就有更重要的作家適合擔任父親的角色——例如十六、十七世紀的一位蘇菲主義作家漢薩范書禮（Hamzah Fansuri，上圖）——這屬於歷史的判斷；而且，還因為阿都拉及其子孫後代乖離了馬來伊斯蘭文學傳統，而這是屬於信仰或價值的規範命令。

為了回歸正道，一個全新的文學主張提了出來，它有個響亮名字，叫作Gagasan Persuratan Baru，大概可譯作「新文論」吧。但，究其實，所謂「新」文論，最大的抱負卻是復興馬來伊斯蘭文學的「舊」傳統。

於是，出現一個看起來很吊詭的現象，「新」其實就是「舊」。阿都拉遺產的激進批評者（推翻馬來新文學體制），卻有一個極端保守的主張（回到過去，而非開創未來）。或者說，他們的未來被設定在過去，而過去就是他們的未來。

阿都拉的文學遺產，就在上述新舊循環中，爭論不休。

【參考書目】

Ungku Maimunah Mohd. Tahir 2016. “Ilmu dan Sastera: Perspektif Islam, Barat dan Melayu”. 見作者編，Ilmu Teras Persuratan Melayu.（Bangi: Penerbit UKM）.pp.9-67.

Mohd. Zariat Abdul Rani 2006. “Kehadiran Barat dan Kesannya terhadap Kesusasteraan Melayu”. Jurnal Pengajian Melayu (Jilid 17). pp330-361.

吳小保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業餘者（Amateur）成員，與朋友一同營運「亞答屋84號圖書館」。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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