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天下雜誌video）
學術可爲天下公器，亦可爲純粹追求學問之志業。余英時治學結合自己爲師生涯，叩問思想史大門，畢生孜孜探尋中華文化價值系統與更新，比較中西思想史進程，賦予儒家現代意義，推弘傳統文化、民主自由、人權之普世價值。他始終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褒貶世道，創設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收容中國流亡人士。除此，他仗義執言，越洋議論公共事務，力倡公民抗爭權、君民共治、民主革命等，履行知識人的責任與角色。
【文／葉金輝】
筆者在《漢學研究學刊》第十卷（2019）發表了關於《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書評，囿於篇幅有限，猶有未盡之言。
余英時的人生道路散見於《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呂武吉《中華文化的情懷》（臺北：世界華文作家，2000）、余英時《現代學人與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陳致訪談《余英時訪談錄》（北京：中華書局，2012）、「超星名師講壇」電視專訪等，可與《余英時回憶錄》對照統覽。
魯迅認爲如果一生太平凡即無需寫自傳，否則中國將一下子有四億部傳記「塞破圖書館」【註一】，似乎暗示立傳者都是自命不凡。其實不然，這是他的過慮與自謙，畢竟當今各大圖書館收藏的自傳僅屬少數，而過於平凡的自傳自然抵不過時間與讀者的淘汰。余英時的治學與爲士之道遠非其回憶錄所能容載，當加以挖掘。他一生基本上扮演著師與士的角色，替他換來名滿天下。
一、治學成就與疵點
余英時的治學態度從嚴己求是的原則窺見一二。舉《歷史與思想》爲例，它業已成爲中文世界歷史研究經典近四十年。書名「歷史與思想」當然不是以新歷史主義重新界定兩者的思維模式，書中〈《紅學夢》的兩個世界〉注脚指出，「大觀園就是太虛幻境」的見解早由俞平伯點出，雖自己與俞平伯的結論不約而同，但畢竟是自己漏掉了，「特補記於此，以志讀書粗心之過」【註二】。如此嚴格與赤誠面對自己的疏漏，是學者治學中少見的，難怪乎龔鵬程早年已贊揚余英時是近代史學者中研究態度「比較可取的」【註三】。如今，在SSCI（「社科引文索引」）和A&HCI（「藝術人文引文索引」）論文發表數指標評比下，造成好手難以上進突破的「夾層問題」，優秀論文似乎都「少了令人感動的洞見」【註四】，確實無法再現《歷史與思想》中的各個五雷轟頂的論題與睿見。
（來源：徽品會）
有中國學者質問，余英時的英文著作、發表核心學刊的英文論文不過寥寥，憑何成爲頂尖大學的客座教授？其一，他三十六歲升格正教授，隨後擔任學刊編審、顧問、博論與答辯評委、中研院（最年輕）院士、院所咨詢委員、美國哲學學會院士等。不惑之年就已非凡出衆，當不會在乎SSCI、A&HCI這些規約。如果以二十年爲一代，同一代杰出學人如夏志清、唐德剛等亦如是。其二，在他當上教授後的一九七〇年代以前，量化式的索引仍未盛行與作爲重大指標。一般人以爲楊聯陞少撰學術論文，而以書評居多，其實不然，著有數十篇論文【註五】；僅就書評，也深見造詣。其三，專家同行的口碑、著作被廣泛認可與頻密引用率也是重要的綜合指標。《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譯成日文，備受日本學界重視。八〇年代，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同行即競相傳閱著得來不易的余英時著作影印本。其四，二〇〇六年余英時獲美國克魯奇獎（Kluge）人文學科傑出成就獎時，中文版《朱熹的歷史世界》也認可在內【註六】；二〇一四年再獲頒「唐獎」，成就有目共睹。有感於中文讀者多於英文讀者，余英時中年以後以中文論著作爲學術疆場，再把著作縮譯成英文發布。其五，桃李門生不乏卓越學者，諸如黃仁宇、王汎森、羅志田、桑兵、陳弱水、黃進興等。
三年前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入選「《亞洲周刊》二〇〇八年十大好書」（第四名）與獲得第四十三届金鼎獎，並在《印刻文學生活志》第一八二期連載部分篇章等回憶文章，一時成爲文化界要事。
至於治學疵點，余英時曾舉證胡適於一九一七年致韋蓮司的信中表示杜威對博論「非常滿意」，他聲稱此「鐵證」「其真實性絕無可疑」，「再也沒有爭論的餘地了」【註七】，所以該文題爲〈「胡適『博士學位』案的最後判决」〉。實則，韋氏的信純屬私人通信，充其量只從旁加强論證，並不屬於「鐵證」。「其真實性絕無可疑」、「再也沒有爭論的餘地」並不符合人文學科之特性。誠如余英時自言：「沒有一個東西是絕對不能更改的，因爲歷史基本上是一個經驗科學，既然是經驗的東西就要有更新，舊的經驗的概括永遠是要修改的」【註八】。
二、 象牙塔內外的師與士
學術可爲天下公器，亦可爲純粹追求學問之志業。讀聖賢書所爲何事？學而優則爲仕，卻不非仕不可、非仕不可淑世有爲。
余英時治學結合自己爲師生涯，叩問思想史大門，畢生孜孜探尋中華文化價值系統與更新，比較中西思想史進程，賦予儒家現代意義，推弘傳統文化、民主自由、人權之普世價值。他始終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自由主義者的姿態褒貶世道，創設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收容中國流亡人士。除此，他仗義執言，越洋議論公共事務，力倡公民抗爭權、君民共治、民主革命等，履行知識人的責任與角色。
（來源：美國之音）
二〇一四年，臺灣爆發「太陽花運動」，余英時根據CNN、BBC與NHK電視臺、《紐約時報》、《蘋果日報》的報道作出聲援【註九】。批評的聲音駁斥他只根據國際媒體的偏見，霧裏看花，有欠公允。事實上，不會操作電腦與上網的余英時，聲明自己根據傳媒論事，反而表現了一名學者應有的負責態度，治學與處世一致。一般上，論者依據既有的多個國際强大新聞管道足矣，豈可事事實地訪察？各區域新聞社立場有異，何來純客觀的政治報道？惟有憑個人經驗與識見判斷。這些媒體假設被揭發言論偏頗失實，則作者的論點自然不可成立，如此而已。接著，他的著作被中國當局下令下架，甚至禁售。可是越禁越受落，讀者在網上搶購，如今以九千元出售全套余英時文集。
所謂「譽之所至，謗亦隨之」，幾番詰難來自學術體制內外。李敖諷喻有一次蔣經國要見余英時，後者正在花蓮開會，因颱風路壞，不能通車，招來警用機車騎著趕去臺北，正是「君命召，不俟駕」【註十】。經查證，一九八二年七月在宜蘭栖蘭山莊確實舉辦了一場「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研討會，在未解嚴的年代，與會者從近代中國歷史變遷觸碰當代民主與文化改革，多少要冒著政治風險。議論民主改革後，余英時坐機車下山赴見總統的照片還收錄在會後文集中【註十一】。然而「君命召，不俟駕」（《論語•鄉黨》）恰可理解爲正面的形容詞，因爲從孔、孟到康、梁都見過君王，不該舐皮論骨。
胡適是余英時高度崇仰與追隨的知識人。胡適、傅斯年都應召見過蔣介石，胡適曾不客氣頂撞蔣介石，給他講哲學、贈他古書，督促借鑒聖賢之治。胡適多次獲蔣介石力薦出任總統候選人、閣揆等高職，均謝絕不就，因爲前者寧可當政府的「諍友」【註十二】。即使應邀執掌中研院也不是爲求當官，而是捍衛獨立的學術事業。此外，他創辦《自由中國》，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總統。胡適在就職中研院院長典禮上公開犯顔反駁蔣介石，而傅斯年則禁止警察闖入台大校園逮捕學生。胡、傅師徒倆與蔣介石並坐時，都曾翹起二郎腿，皆有歷史照片存證。如果說蔣介石籠絡知識人爲自己添光，則知識人也反利用、引導他爲文化大業建樹。
中國的「士」與西方的「知識分子」的基本性格與「基本精神上確有契合之處」，儘管兩者的傳統不盡相同【註十三】，而每個現代人「都必須試著扮演知識分子的角色」【註十四】。如何拿捏「勢」與「道」，是一門千古倫理學問，現代知識人比古人擁有更好的條件展露智慧、膽識與氣節。讀書人以天下事爲己任，包括議政與進諫。余英時不但曾批評國民黨，而且不阿諛求官，顯然他是仿效胡適，當個稱職的「諍友」，爲學研文教請命獻策。
另外，新加坡政府於一九八二年發起儒學運動，邀請余英時、杜維明等人參與。儒學運動後來因政治因素半途而廢，政治駕馭儒學之上。一九九四年，意欲鞏固政治權威的李光耀提出「亞洲價值觀 」，招致余英時嚴批【註十五】，站穩知識人的崗位。
至於方舟子、盧建榮等人的攻擊文章，借鑒了張光直對余英時的誤解後，【註十六】我們不知實情，唯有存疑。相對地，在《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爲學與處世——余英時教授九秩壽慶文集》（臺北：聯經，2019）中，卻可在友儕門生的文章中感受到余英時爲師爲士的現實寫照。對於左派人士如表兄汪志天、學者翁獨健、剪伯贊的下場，余英時在回憶錄中動之惻隱而釋懷不究。李約瑟的錯誤、唐君毅的誤解、張光直的難處均選擇諒解與尊重，而且還撰寫了一篇〈唐君毅先生像銘〉（2009）。如許錢穆式的「同情之理解」，余英時坐言起行。
談到美國的中國研究華人學界，不得不提心高氣傲的何炳棣。他曾在中研院舉辦的研討會上表示看不懂余英時論文等原因，無法評議，所以只好改爲宣讀他自己的論文【註十七】，這無疑是喧賓奪主，於理（禮）不合。何炳棣主治實證歷史科學（科學的史學），跨學科地結合考古、氣象學、地理學、農業學、人口學等社會科學方法與數據，類似「漢學」之集成，面面俱到，體大慮周，尚實精神著實可嘉。杜維明早期的論文受到何炳棣勢不饒人、斷章與放大式卻疏漏的非難【註十八】。思想史歸歷史系，歷史系兼具社科與人文維度（實證與史觀），而杜維明是哲學專業，方法與主體自當不同。當然，思想史家的治學方法與視角也不可避免面對挑戰。依此，他的思想與思想史研究偏向「宋學」之義理闡發，在西方學界掀起風潮。
其實，思想史也不是無本之玄學，其以文字訓詁集注、出土文獻、版本學、認識論爲輔，展開依據與義理發微，足以和實證歷史工程比肩宏偉。史料派與史觀派，古來幾人兩兼備？任繼愈認爲，傅斯年帶著一批人做微觀與斷代史研究，但沒有一個能寫宏觀通史【註十九】。撰寫通史，「漢學」與「宋學」缺一不可。實證史學與年鑒學派，春蘭秋菊，互不可取代；以己之長攻他人之短，揚考抑釋，等於重立漢學與宋學之門戶壁壘，不足爲訓。相反地，難道能够苛求陳寅恪、錢鐘書轉型當思想家嗎？這場看似方法跳躍的爭論，雖然不是無的放矢，但何炳棣辯詰心切，操之過急，以致取證疏漏，讓人似乎嗅到門派之爭的硝烟，並夾雜情緒與意氣。至於余英時，針對中國每個大朝代的轉折點都有專論，這種史論以「宋學」爲重，博采「漢學」；時而由「宋」入「漢」，時而先考後釋，何嘗不是難能可貴的治史方式。
無怪許倬雲直指何炳棣九十歲了仍「自認學問是當今第一」，「他對隔一代的人很寬厚，特別是威脅不到他的人」【註二十】。可見，欲成就學問大家，才、學、識、德缺一不可。一九五八年，余協中曾在胡適面前轉述哈佛友人們贊賞兒子余英時「了不得聰明」與前途無量。胡適聽後不以爲然，說凡在學術上大貢獻的人如戴東原、錢大昕等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動力」，否則「單靠天才，是不够的」【註二十一】。無巧不成書，多年來余英時學研有成，建樹宏模，成爲胡適研究專家，並曾專研戴東原（兼及錢大晰），傳承了「兔子的天才」與「烏龜的動力」。余英時有形無形中可被公認爲錢穆與胡適的精神譜系繼承人（下圖），後來擔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可謂恰如其分，象徵意義非凡。
（來源：搜狐）
結語
或許余英時沒有料到，他的成就與風骨也被馬來西亞一群青年學者所私淑與神往，滋養本地華社人文學術圈。一九九五年，余英時曾受邀來馬擔任「林連玉講座」主講人。十多年前，筆者在一場研討會上遇見余英時的門生田浩（Hoyt C. Tillman）—《朱熹的思維世界》的作者。詢及可否邀請其師來馬講座，田浩回說先生年事已高，醫生不贊同他乘搭遠程飛機。所以，我們恐怕很難再親炙史學大家。
中國大陸已有鑽研余英時治史方向與思想爲題的碩士論文多達三十四篇，下載次數超過一萬次。他秉持學者與知識人知行合一的本色，成就了學界與社會頗具影響力的大家風範。
【引註出處】
一、魯迅，〈致李霽野〉，《魯迅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95。
二、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6，頁438。
三、李敖，《我的皮肉生涯—李敖對話錄》，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9，頁193。
四、鄧育仁，〈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在臺灣的新教情勢與新未來〉，《當代評論》第二期，2013年，頁19。
五、彭國翔編，《學思答問—余英時訪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173。
六、但是，這畢竟是國際學界鮮少的例子，李歐梵，〈余英時榮獲人文諾貝爾獎〉，《亞洲周刊》，2006年12月3日，頁48。但是，這畢竟是國際學界鮮少的例子。
七、余英時，《現代學人與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358-359，362。
八、余英時，《史學研究經驗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頁15。
九、見「公民新聞」網站：https://www.peopo.org/news/239013
十、李敖，《我的皮肉生涯—李敖對話錄》，頁226。
十一、見朱賜麟，袁世敏主編，《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探索》，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無頁碼。
十二、胡適，〈November 29（T.）〉《胡適全集》第三十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165，171-73；胡適，〈1947年3月18日〉，《胡適全集》第三十三卷，頁627；胡適，〈致汪精衛〉，《胡適全集》第二十四卷，頁145。
十三、余英時，《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114-115。
十四、余英時，〈商業社會中士人精神的再造〉，陳映真等，《知識份子十二講》，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頁47。
十五、余英時，〈新亞精神與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檢討與前瞻》序言〉，《現代學人與學術》，頁91。
十六、余英時， 《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221-223。
十七、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431。
十八、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436-440；何炳棣，〈「克己復禮」真詮—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二十一世紀》總第八期，1991年12月號，頁139-146
十九、林祥主編，《世紀老人的話：任繼愈卷》，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頁48-49。
二十、許倬雲口述，李懷宇撰寫，《許倬雲談話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215。
二十一、胡適，〈1958年1月16日〉，《胡適全集》第三十四卷，頁495。
 葉金輝 |
馬來西亞華團工作者，興趣方向為文學與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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