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9日，時任聯邦直轄區部長卡立沙末（Khalid Abdul Samad，左一）推介《2040城市規劃藍圖》，左二為吉隆坡市長爲諾希山（Nor Hisham Ahmad Dahlan）。（來源：The Star）

像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度，在城市規劃過程中無法迴避與資本主義、官僚主義乃至「暗勢力」（deep state）直接交手。若自我降格爲政商權貴服務，失去了自信和引領改變的能力，在試圖解决城市問題時顯得乏力和消極，同時刻意忽略了城市的多樣性、多元化和包容性，只在真空中作出政商權貴所要的規劃版本，卻看不見「人」於在地環境中的存在，無法回應現實——這或許是當前主流規劃專業的最大困境，也是所有糟透規劃的源起。

【文／丁傑隆】

城市規劃無法閉門造車，也不能憑空想像。城市規劃不是在展覽館裡把建築模型做到最炫，或在區域大藍圖裡吹噓人口和經濟數字，只選擇性讓人看到好的一面。

城市規劃，顧名思義要解决城市問題。複雜的是，解决城市問題的過程，也是政治過程，並與城市裡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身份認同乃至歷史記憶縱橫交織。同一時間，城市規劃，亦充斥了權力再現和階級之間的對立，乃至鄰里日常生活之間正式（formal）與非正式（informal）的衝突對峙和邊界劃定，從合法與不合法、混雜與秩序、封閉與開放、包容與排除、髒亂與整潔、形式與實用、現代與傳統、專業科學與在地智慧之間，令政府與民間的關係在規劃過程往往充滿張力。

▲城市規劃不是在真空中堆砌模型。（來源：作者提供）

因此，理想中的規劃操作，從調查、分析到實踐，皆必須貼近民意，要有多元面向的思考和積極溝通，且需要跨領域、跨學科整合，或許才能找到最優方案。規劃思想先驅格迪斯爵士（Patrick Geddes，1854-1932）提倡的「先診斷、後開方」（diagnosis before treatment）規劃方法，今天雖然看似理所當然，但在真實操作裡，官商往往爲了各自目的「加速過程」，而省略了「認真調查」和「基礎分析」兩項重要工作，以至更多時候開錯藥方，甚至非常粗暴，沒有太多的民主溝通和協商空間。例如，原居民是否獲得充足資訊和公平賠償？如何决定遷移還是在地安置？建築物保留或推倒？規劃過程是公開透明或黑箱作業？資源和預算的分配又如何？

粗暴的空間清理與社會排除

粗暴的背後源自兩股勢力——政府欲籍由城市規劃來達到快速的空間清理和城市美化效果，如確保公共秩序和人口移動的管制，以維持統治的正當性。另一邊厢，資本家則透過規劃過程中釋出的土地，企圖進行尋租交易，追逐更高利潤。簡單、快速且有效的「一刀切」規劃手段——推倒、拆掉、重建，往往是兩者首選，因爲時間對資本家而言就是金錢，政治人物也需要在短時間換取選票和支持率。能够節省時間的手段，儘管粗暴，對兩者皆可更快實現各自的目的。

在吉隆坡市中心，有太多的非正式木屋聚落、早期公共組屋或爲城市軌道工程讓路的拆遷例子，都是爲「節省時間」而「一刀切」夷爲平地，看不見人在社區裡的存在，也忽略了原居民需求、遷居能力，以及在地緊密相連的人際關係和社會支持網絡。

這些被迫遷者，大多數爲城市裡的弱勢群體，如獨居老人、單親、低收入勞工、家庭主婦、身心障礙者，並以從事基層工作爲主，如小販、紡織、司機、搬運工、保安、辦公室清潔、資源回收等，也有早期退休的低階公務員和城市開拓者。他們可能缺乏足够輔助判斷的訊息管道，也缺乏對規劃專業術語的理解和轉譯能力，更鮮少有發言的機會，導致這些弱勢心聲容易被大衆主流忽略。許多原居民被安頓至城市郊外高樓層的政府人民組屋，特別是樂齡人士，因爲公共交通不方便，不僅再也回不到城市、丟失過往在城裡從事的工作，甚至因爲熟悉的鄰里被分散安置，不再出門走下樓。

從中可見，空間清理的背後，也是城市生活的爭奪，把底層弱勢人口和公共住屋逐一排除在城市黃金地段以外，看不見就自然不會成爲城市問題。曾經一段時間，吉隆坡市政局在人行道和公車站置放的座凳，需要經過「特別加工」，以阻止無家者平躺夜宿，甚至嚴禁公益厨房派食，平民百姓的尊嚴似乎變得很廉價。

▲特別加工的長凳。（來源：燧火評論／黃義忠）

弄巧反拙的城市美化

吉隆坡燕美巴刹（Pasar Imbi）的搬遷過程【註一】，是我過去在分享教學中常引用的例子，也是最貼切的反省教材。

由於政府事先缺乏咨詢巴刹的真正使用者——從巴刹擺攤的小販、買菜的樂齡人士和家庭主婦，到享用美食的上班族和學生，新的公共巴刹空間應是如何規劃，結果當燕美巴刹爲讓路「敦拉薩國際貿易中心」（Tun Razak Exchange, TRX）而搬遷至新建的「富都綜合商業大厦」（Integrated Commercial Complex Pudu, ICC Pudu）後，不但讓原已累積多年的客源和集體記憶瞬間抹去，內部不人性化考量的乾濕攤位規劃和基本設施設計【註二】，也讓攤販與訪客無所適從，缺乏停車位、裝卸區和等候區不友善，悶熱、空氣不流通、攤位通風不良、排水系統爆裂、下雨淹水，油煙和抽油煙機噪音直接面向並影響毗鄰精武華小學生上課，厠所、電梯和電扶梯也頻頻無法正常操作【註三】。更諷刺的是，這就是一座當初當局籍「現代化」、「美化」、「安全」、「衛生」之名，游說搬遷的公共市場。

ICC Pudu當然並非單一個案，晚近市政局轄下尚有許多建好後卻無人問津的小販重置計劃，如蕉賴利雙廣場（Cheras Leisure Mall）隔壁的斯嘉鎮（Taman Segar）綜合小販中心【註四】，之前在原地謀生的小販和食客不再回來，龐大且具壓迫感的建築實體，也與周遭的商店街巷無法融合，這是一項從未考慮周邊社區關係的白象計劃，空有形式，華而不實。

▲吉隆坡富都綜合商業大厦。（來源：詩華日報）

▲吉隆坡蕉賴斯嘉鎮綜合小販中心。（來源：南洋商報）

規劃者與規劃專業的挑戰

爲什麽那些懷有欲改善社區、改善生活初衷的計劃會走向失敗？也許，正因爲政治人物、房地産商們和規劃者們在未經過實地勘查與分析下，習慣把一切形式過於當成「簡單化」一刀切處理（James Scott，1998）【註五】，或堅持任何推倒重建形式能帶來更好的經濟價值和土地再利用，卻忽略在地複雜的原生態和關係網絡，反而讓計劃落實後變得更糟透。

事實上，有許多個案，理應選擇在地改善，而非徹底拆除或清理。正如著名都市研究學者珍雅各（Jane Jacobs）【註六】對那些主張「大拆遷」「大清理」規劃者的嘲諷——用來拯救城市問題的處方，實際上妨礙了城市。

最怕的事情，還是規劃者缺乏主見。在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度，對規劃者（包括民選代議士）而言，在規劃過程中無法迴避與資本主義、官僚主義乃至「暗勢力」（deep state）在操作場域或會議室直接交手。規劃者若自我降格爲政商權貴服務，失去了自信和引領改變的能力，在試圖解决城市問題時顯得乏力和消極，同時刻意忽略了城市的多樣性、多元化和包容性，只在真空中作出政商權貴所要的規劃版本，卻看不見「人」（使用者）於在地環境中的存在，無法回應現實——這或許是當前主流規劃專業的最大困境，也是所有糟透規劃的源起。

【註解】

一、〈最後的味道 燕美巴刹走入歷史〉，光華日報，2016年4月1日。

二、〈遷至半山芭綜合商業廣場 燕美巴刹生意差〉，星洲日報，2017年2月17日。

三、〈基設問題雖獲改善 ICC Pudu太熱趕客〉，中國報，2018年7月2日。

四、〈美食中心宣傳不足生意差 小販四天賣不出一碗麵〉，南洋商報，2018年1月7日。

五、James Scott,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中譯版《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况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王曉毅譯，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六、Jane Jacobs,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譯版《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吳鄭重譯，臺北：聯經，2019。

丁傑隆	自由撰稿人，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畢業，曾任雪蘭莪州安邦再也市議員（2018-2020），目前從事建築和室內設計。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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