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AP）

西方媒體不遺餘力地在國際上鼓吹泰國模式，「微笑佛國」的背後長期隱藏著鮮爲人知的暴力。但泰國畢竟以其完全符合東方浪漫想象的手段，從情慾、味蕾到心靈都征服了西方，以致其軟實力在整個亞洲幾乎無人可以匹敵。每一次泰國的血腥政治風暴後，依然會有成千上萬人從世界各地湧來朝聖；言必人權民主的西方國家，竟然對二戰以來泰國王室和軍方一次又一次踐踏人命視若無睹，全球恐怕也只有泰國能享此殊榮。

【文／唐南發】

2016年某一天，我和一位美國朋友在曼谷澎篷區（Phrom Phrong）一家日式餐廳吃飯。這裡的幾條巷子滿是日式超市、二手店、居酒屋、壽司店、高級和牛料理，甚至還有和風濃厚的溫泉以及日式卡拉OK，服務的不僅僅是人數龐大的日僑，很多愛好日本文化的泰國人也趨之若鶩。

朋友對泰國人能夠模仿日本到淋漓盡致的地步感到震撼，甚至覺得很多泰國人連説話的語氣和姿態都刻意學習日本人；他對這種哈日現象深感不解。

其實泰國人最熱衷模仿的對象不是日本，而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從泰國人的消費形式、流行文化、餐廳、酒吧、商場，到慶祝與他們的信仰完全無關的萬聖節和聖誕節時的狂熱，沒有一樣少得了美國文化的影子。朋友不會質疑，是因爲在他的認知當中，美國文化早已是全球的主流，別人接受甚至模仿乃理所當然，哈日或韓流對他而言則顯得突兀。

我據實相告以後，他笑得有點尷尬，卻也因此恍然大悟。

曾經名爲暹羅的泰國 【註一】，在拉瑪四世蒙固國王（Mongkut, Rama IV）任内因爲面對歐美列强虎視眈眈而開始大量學習西方，還聘請英國人安娜女士為英文家庭教師，這就是著名電影《國王與我》（The King and I, 1956；下圖）的原型；拉瑪四世死後，其子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延續並擴大西化路綫，使暹羅和日本成爲當時兩個透過模仿西方列强，得以在殖民浪潮中倖存下來的亞洲國家。

（來源：20th Century-Fox／Getty Images）

文明暹羅的優越性

暹羅從拉瑪五世（Rama V）開始就極力打造一個「文明的暹羅」，其身份認同建基於對周邊「未開化」的民族——寮族、撣族、高棉族和南部馬來族——的佔領、統治和歧視，而這種思維影響了暹羅／泰國社會將近一個世紀。特別是當時整個東南亞都淪爲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只有同時具有殖民者本質的暹羅得以保持獨立，更强化了這種「泰民族的優越性」。

但西方的文化與生活形式，包括飲食、娛樂、藝術和音樂，甚或學術與思想真正貫徹到民間，還是在1945年以後。作爲冷戰的最前綫，泰國在上世紀五〇年代的韓戰以及六〇到七〇年代的越戰都起了關鍵作用。鑑於越南狹長的地形，從泰國東北地區的軍機場起飛轟炸北越和寮國的巴特寮（共產黨）要比從當時美國扶植的南越來得近。於是美國把泰國的東部、北部和東北部當作大後方，提供大量資金和技術提升其軍備設施，包括修建機場與大道，例如曼谷—清邁的十一號大道，以及U-Tapao和Udon Thani軍用機場等；泰國甚至在美國中情局安排下，派遣軍情人員潛入寮國部隊，協助對抗巴特寮【註二】。泰國配合美國攻擊鄰國的秘密軍事行動，被視爲典當國家主權，是左翼學生發起群衆運動而導致1976年10月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sity）大屠殺的關鍵因素之一。

越戰最激烈的十年間，有高達七十萬的美軍人員和數以百萬計的商人、記者、非政府組織、國際機構和情報人員進出泰國，他們的消費對當年泰國國庫的貢獻極大，也帶動了燈紅酒綠的行業。1966年的泰國至少有六百五十二家夜總會、酒吧和按摩場所，其中超過一半在曼谷【註三】，服務的也就是這些因爲鄰國戰爭而來的歐美人士。

連接泰國各大城市的高速公路絕大多數免費，晚上還有燈光照亮整條大道，就連貧窮的東北城鎮也有完善的渡假設施，這一切都和泰國作爲冷戰戰場核心的歷史事實有關。反觀無論自然景觀或文化遺產都比泰國豐富的印尼，在基礎建設和觀光服務方面就遜色得多。

這種不對等且赤裸裸剝削的關係，使西方人對泰國產生一種浪漫的東方想象：順從的女子，陰柔的性格。

（來源：Telegraph India）

順從陰柔的浪漫想象

我記得2012年某一天，一位日内瓦的聯合國高級官員到訪泰國，拜會當時的首相英樂（Yingluck Shinawatra，上圖）。該官員之後在曼谷的聯合國大樓向所有人員匯報與英樂的談話内容，讚揚她是個「具有誠意而迷人的領袖」（a sincere and charming leader）。

熟悉泰國政治的人都知道，曼谷的中產精英對英樂及其兄長塔辛（Thaksin Shinawatra）極度厭惡，視他們兄妹爲國家政治分裂、貪污腐敗的罪魁禍首。高級官員走後，一位親王室的同事以極爲嘲諷的語氣對我說：「有歐洲男人抗拒得了一個泰國女子嬌滴滴向他雙手合十、哈腰問候嗎？他在歐洲每天面對的是什麽樣的女性領袖？不就是默克爾（德國總理）那種强勢又冷漠的類型嘛 ！」

的確，利用溫柔的女性、陰柔的男性和中性人俘虜西方男性的心，是泰國回應西方霸權的手段之一。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强烈意識到本身與西方地位不對等，卻又無法抗拒後者。而這股西方的「魅力」源於複雜的權力關係，同時具有自治和從屬性質，屬於一種半殖民主義和半主權的模式。【註四】

於是，儘管泰國未曾是殖民地，卻被迫要處理與西方世界「隱殖民」（crypto-colonial）的尷尬關係。面對周遭的東南亞國家，泰國透過模仿發達國家的文化：電影、藝術、音樂、消費和飲食等，展現出一種强烈自信的民族主義，特別是面向緬甸、寮國、越南和柬埔寨之時，卻無法掩蓋對西方國家屈辱性的軍事和經濟依賴。

但泰國處理和西方的尷尬關係又有其獨到和細膩之處，其中一個方式就是透過泰王拉瑪九世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 Rama IX，下圖左）的國際形象，掩飾國家屈從西方强權的事實。

上世紀五〇年代，弱勢的普密蓬透過與美國結盟，成功制衡軍方的勢力，使泰國在外交上形成泰王—軍方—美國的冷戰框架；美國複製在戰後日本扶植昭和天皇的策略，利用普密蓬作爲泰國人的精神象徵，既可穩定民心，又可抵銷泰國共產黨的威脅。除了提供充沛的資金讓普密蓬在貧窮的北部和東北地區設立農業和水利慈善基金，塑造其「愛民如子」的形象，西方媒體也不遺餘力地在國際上鼓吹「泰國模式」。

（來源：The New York Times／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西方媒體吹捧「泰國模式」

例如普密蓬擅長吹奏薩斯風，熱愛爵士樂，一直為西方媒體所津津樂道；泰國在他的恩庇下，是個對歐美文化充滿熱情的國家。1982年4月23日的英文雜誌《亞洲週刊》（Asiaweek，已停刊）則稱讚他帶領泰國渡過每一次的憲政危機，卻隻字不提普密蓬在所有流血政變背後的角色。【註五】

而泰國民衆也樂於展現本身對西方消費形式的酷愛，以此展現他們「進步文明」的一面。已故泰國學者Pattana Kitiarsa來自貧窮，俗稱「伊山」（Isan）的東北省份，深刻瞭解曼谷精英如何以享用西方料理來建構「現代」的都會身份認同，卻同時鄙視伊山人以右手進食的習慣。【註六】

就連學術界也免不了崇尚美國的陋習。政治學者Thanes Wongyannava曾經批判美國學術界推崇法國知識份子如同法國人仰慕好萊塢的明星，而傅科（Michel Foucault）成爲泰國學術界研究的對象，乃出於對美國學術界的崇拜甚於對法國思想的興趣，「泰國人追求美國潮流，一如戰後的泰國，從日常到思想生活都受到美國支配。」【註七】

在泰美長達三十年携手對抗共產勢力而建立起來的緊密關係中，泰國努力將美國納入生活層面，同時善用另一股軟實力——佛教。不少響往浪漫香格里拉的西方人士，會到泰國一些地點，如北部的美紅頌省（Mae Hong Son）進修或學習佛法。泰國人巧妙運用佛教信仰，從心靈上制服西方的「他者」，在某個程度上化解與西方隱殖民關係的窘迫；而泰國旅遊業和服務業讓人賓至如歸，也强化了「微笑佛國」的形象。

當然，微笑的背後隱藏著鮮爲人知的暴力。【註八】但泰國畢竟以其完全符合東方浪漫想象的手段，從情慾、味蕾到心靈都征服了西方，以致其軟實力在整個亞洲幾乎無人可以匹敵。每一次泰國的血腥政治風暴後，依然會有成千上萬人從世界各地湧來朝聖；言必人權民主的西方國家，竟然對二戰以來泰國王室和軍方一次又一次踐踏人命視若無睹，全球恐怕也只有泰國能享此殊榮。

【註解】

一、暹羅乃泰國舊稱。1939年，具有潮汕背景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獨裁者鑾披汶（Plaek Phibunsongkhram）元帥爲了限制華裔移民和影響力，將國名改爲泰國（Thailand），突顯泰國屬於泰族（與中國雲南傣族同宗）的歷史現實，並實行嚴厲的同化政策。本文的暹羅即指涉1939年以前的泰國。

二、Arne Kislenko, 〈並非沉默的夥伴：泰國在秘密行動、平叛和中南半島戰爭中的角色〉（Not a Silent Partner: Thailand’s Role in Covert Operations, Counter-Insurgency, and the Wars in Indochina）,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Vol.24 ,No.1, 2004。

三、Porphant Quyyanont,〈越戰與觀光業在曼谷之開發，1960 – 1970〉（Vietnam War and Tourism in Bangkok’s Development, 1960 – 1970）,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9, No.2. September 2001。

四、Peter A. Jackson,〈泰國半殖民權力的模糊性〉（The Ambiguities of Semicolonial Power in Thailand）, in Rachel V Harrison and Peter A. Jackson (ed.), The Ambiguous Allure of the West: Traces of the Colonial in Thail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37-56。

五、Paul Handley,《國王從不微笑》（The King Never Smiles: A Biography of Thailand’s Bhumibol Adulyadej）,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六、Pattana Kitiarsa,〈模糊的親密：法郎作爲暹羅的西方主義〉（An Ambiguous Intimacy: Farang as Siamese Occidentalism）, in Rachel V Harrison and Peter A. Jackson (ed.), The Ambiguous Allure of the West: Traces of the Colonial in Thail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57-74。Farang，法郎，源於中東和波斯對歐洲人的稱呼；檳城Batu Ferringi的Ferringi也源於此。

七、Thanes Wongyannava,〈論述：泰國對傅科「論述」之挪用〉（Wathakam: The Thai Appropriation of Foucault’s “Discourse”）, in Rachel V Harrison and Peter A. Jackson (ed.), The Ambiguous Allure of the West: Traces of the Colonial in Thail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53-172。

八、唐南發，〈微笑的佛國，殘酷的殺戮〉，《當代評論》，2020.10.30。

唐南發	馬來西亞自由撰稿與評論人，同時也是聯合國獨立顧問，參與難民甄別與安置工作長達十二年。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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