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Malaysia Gazette／Syafiq Ambak）

支撑國盟執政的合法證據迄今仍不被大衆所知，3月1日在皇宮發生的一切迄今爲止仍是一個黑箱，國會下議院支持慕尤丁的議員名單仍未曝光，而皇室的不容質疑仿佛讓國盟合法性順理成章，但終究難以解决民衆心中的疑問，這些資訊的不對稱嚴重損毀了其程序合法性。因此，國盟政府在「蜜月期」所感受到的「風平浪靜」終究不可能替代民衆對於政權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價值追求，反而會在疫情解除警報之後，面臨集體尋求意識形態寄托和合法性的集中大爆發。

【文／張淼】

今年疫情中通過「喜來登政變」上臺的國民聯盟（Perikatan Nasional）政府成功入主布城，雖在一夜之間入掌握了强大的官僚體系以及軍警等强制性組織，卻始終在政權的合法性上難以自洽。5月13日，前任首相馬哈迪表示，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政府由於合法性不足，所以無法面對希盟在國會下議院提呈的不信任案。

「一日國會」召開之際，岌岌可危的國盟政權不得不面對意識形態合法性、程序合法性以及績效合法性的三重挑戰。

國盟政府雖然是一個以馬來人爲主體的大馬來政府，但成員黨在二月政變中的臨時組合有著鮮明的功利主義色彩。民族主義政黨的巫統、宗教主義的伊斯蘭黨、以及爲打倒納吉而匆忙搭夥的土著團結黨，雖然在成員的族裔及信仰構成上有一定重合，卻難以找到各黨政治利益訴求的公約數，整合出一個完整且讓人信服的核心價值觀。沒有一個鮮明政治宗旨的臨時組合，其政黨面目模糊，未來方向不明。各成員黨在核心價值上的分歧，雖可通過分配官位的方式短暫掩蓋，但不排除在未來集中爆發（例如來届大選議席分配時），導致國盟政府合法性的進一步流失。

（來源：FMT／BERNAMA）

國盟政府難獲全民認可

面對馬來西亞作爲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現實挑戰，國盟政府仍需提出一個廣爲接受的社會核心價值，來更廣泛地凝聚社會共識。馬來西亞各個族群在建國工程中缺乏關於一個馬來西亞的共同想像，威權時代的巫統也未曾真正啓動國家建構和同質文化建構工程。面對這樣的「先天不足」和「後天失養」的狀况，在疫情中上臺的國盟政府顯然無暇也無力打造一個適用於整個國家的核心價值。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不足使得國盟難以成爲廣爲認可的全民政府。

領袖的個人魅力（charisma）可被作爲正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化身，一定條件下轉換成一個政權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在馬來西亞經濟騰飛的八、九十年代，大多數民衆都對馬哈迪所體現的意識形態和品質作風有强烈認同，這成爲構建巫統合法性很重要的組成部份。但領袖魅力可遇不可求，國盟政府中有此魅力的人不多，慕尤丁也缺乏這樣的「克里斯瑪」。

當社會同盟構建遇阻時，當政者可以選擇通過程序合法性來補充國家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缺失，程序正義可一定程度上彌補價值共識打造失敗的過失。若一個國家領導人的選拔過程能够被大多數民衆所認可，程序上正義不僅能爲政府提供道德性依據，也可間接轉換成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共識，大大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本。

但顯然，支撑國盟政府執政的合法證據迄今仍不被大衆所知，3月1日在皇宮裡發生的一切迄今爲止仍是一個黑箱，國會下議院支持慕尤丁的議員名單仍未曝光，慕尤丁這匹黑馬的勝出似乎出乎大家意料，而皇室的不容質疑仿佛讓國盟合法性順理成章，但終究難以解决民衆心中的疑問，這些資訊的不對稱嚴重損毀了國盟政府的程序合法性。

（來源：Malaysia Gazette／Iqbal Basri）

疫情藉口搪塞一天國會

當國家建構的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均無法得到社會主流支持的時候，當權者往往不敢運用既定的民主程序來增强其合法性，所以慕希丁選擇只開一天的國會，還編織出了一個疫情使然的荒唐藉口來搪塞，有些欲蓋彌彰的意味。

當然，政權合法性的獲取還有第三條道路。當一個國家政權合法性不能依托於意識形態和領導人的産生程序時，績效就成了國家唯一可依托的合法性基礎。不得不說，危機中走馬上任的國盟政府，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表現可圈可點。這爲國盟政府的贏得了些許支持及績效合法性。當然，以諾希山（Noor Hisham Abdullah）爲代表的技術官僚所表現出的專業態度和軍警醫護人員所體現出的盡職堅守與國盟政治不直接相關，但國盟政府選擇資深部長作爲國家安全委員會代表的發言人制度，避免過度暴露資歷尚淺的內閣成員再鬧笑話，也算是處置得當；經濟刺激配套方案的出臺也贏得了一些贊許。

歷史上，當一個國家面對共同的外部危機時，往往會見證一個跨越政治的社會同盟的形成。在疫情防控成爲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當下，國盟政府正是借力共同的外部危機作爲其打造社會共識的一種方式。

然而，這種另闢蹊徑的方式蘊含了兩個危機。首先，績效合法性不單單考察的是公共衛生及社會福利的提供，疫情過後經濟發展則是對國盟政府績效的終極考核。面對疫情帶來的逆全球化浪潮、全球能源價格普遍走低等不利外部環境，一直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馬來西亞如何在疫情過後重振經濟，這對國盟來說是一項艱巨的挑戰。國盟成立後，對內難以在盟黨間達成政治一致，政黨陰謀和政治背叛時有發生，對外難以創造新的社會同盟，合法性難以服衆，若照「攘外必先安內」的套路，不難預測，政權不穩的國盟將很難也不會專注於經濟治理，基於疫情治理構建出的績效合法性將會隨著馬來西亞經濟停滯不前的到來而再次崩塌。

（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DPA）

合法性三大支柱待平衡

其次，在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都缺乏的情况下，績效合法性的暫時建構將會把民衆培育成一個功利意識强卻不知滿足的群體。疫情期間，國家績效帶來的民生改善，並不會减少中小型企業和旅游業者對於經濟再次繁榮的期待。因此，國盟政府在「蜜月期」所感受到的「風平浪靜」終究不可能替代民衆對於政權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價值追求，反而會在疫情解除警報之後，面臨集體尋求意識形態寄托和合法性的集中大爆發。

任何陷入執政合法性危機的政府都有把民族主義作爲國家合法性支撑的傾向，一個國家越缺乏其他方面的合法性，就越有可能利用民族主義來填補這個缺口。而當績效合法性不足時，政客往往樂於煽動激進民族主義情緒轉移民衆注意力，作爲維繫日益喪失合法性的手段。人總是傾向於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東西，同樣，一個政黨也很容易被與自己原有意識形態一致的政治正確所綁架，宗教政黨容易滑入原教旨主義泥潭，民族主義政黨則需防範被過激的民族主義情緒綁架。煽動民族主義只是一針强心劑，不會對合法性的提升有根本性的改善。

在意識形態合法性上缺乏共識，程序合法性難以自洽，績效合法性面臨挑戰的當下，國盟政府總更得從支撑起合法性的這三大支柱中找到一個動態平衡點，否則將不得不落入Balik Kampung的凄慘下場。

張淼	中國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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