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Malaysia Gazette／Fareez Fadzil）

雖然馬哈迪認為，在現代社會，宗教不是國民團結的必然條件，卻援引各國例子，強調統一的語言與文化，是團結不可妥協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也認為，馬來語與文化作為國民性的核心，任何歸化的公民，雖被賦予平等的政治經濟權利，但無權更改國民性內涵。換言之，這是「一個國家、一個國族、一個語言」的國族理念。如果我們再結合其掌政期間，多次因內部權力鬥爭而試圖透過炒作種族議題來轉移矛盾，則我們可以肯定，無論是《馬來人的困境》的內在思路的缺陷，或他的個人作為，都不過是在永續地經營著第一階段。因此，他在《馬來人的困境》中苦苦思索得出的藥方，只是預示了馬來人支配權的誕生，而非召喚國族主義，後者與平等、自由、博愛等價值理念緊密相關。

【文／吳小保】

《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是馬哈迪在1969年五一三事件後出版的著作。雖然出版距今已有半世紀之久，卻一點都不過時。書中的一些議題，在今日仍持續燃燒，其中不少思想更是主導著許多馬來子弟。

因此，儘管《馬來人的困境》是九十餘歲的馬哈迪的「少作」，卻未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失去其在思想精神史的影響力。在馬哈迪破天荒二度任相後，對其早年之作進行批判性閱讀，也顯得更迫切與重要。因此，舊檔必須重開，審訊必須開始，儘管只是在思想領域。

《馬來人的困境》在當年出版後引起軒然大波，批評聲如潮，特別是針對馬哈迪的種族本位立場、否定跨族群階級的正當性、內化殖民主義價值觀等。無論如何，這本書也預示了在五一三事件之後，馬來菁英對舊封建主義的元老派——以東姑阿都拉曼為主——的領導權感到極度不滿，後者被認為延續了殖民地時代的「二元化」政策，把馬來人保留在農村，華人卻可在經濟領域大展身手。這種憤懣之情，最終逼得開國首相在掌政十餘年後黯然下台，並掀開日後馬來資產階級興起的序幕。

也因此，馬哈迪在《馬來人的困境》出版之後，被馬來青年熱情追捧。據悉，當年仍是馬來亞大學學生領袖的安華，就曾前往吉打拜訪這位剛在選舉中落敗的民族主義者，在三十年後回憶時，形容那是「偉大的會晤」。

概括地說，《馬來人的困境》核心觀點很簡單，馬來人在自己國家處於落後，政府必須扶助他們，以便與其他族群平起平坐，然後才能進一步談國族建構。在馬哈迪的構思中，政府必須促使馬來人城市化，並透過一些方法，讓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而創造一個馬來資產階級，領導整個族群踏上強國強種的旅途。

馬來人的被殖民恥辱

在馬來世界，早在《馬來人的困境》之前，已有人認真地分析過資產階級的重要作用。1920年代中，印尼共產黨理論家陳馬六甲（Tan Malaka）在《群眾行動》（Aksi Massa）就深刻地指出，印尼的革命運動相對於世界各地顯得更加困難重重，關鍵在於殖民主義與外來族群（特別是華人）對當地經濟的剝削，阻礙了印尼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知識階層，反殖民運動的條件也因此受限。所以，反殖民運動必須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並在革命成功後對他們進行無產階級的教化，完成結合階級與民族雙重路線的革命大業。

馬哈迪當然不會與陳馬六甲一般見解。馬哈迪追求的彼岸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資本主義世界，陳馬六甲的天堂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烏托邦。但是，意識形態的差異，並不阻礙他們在某些觀點上的一致性：馬來人或印尼人的困境，主要是外來勢力造成。當中自十九世紀中末開始大量湧入馬來世界的華人，當地人對他們並沒有什麼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情感。反之，華人被當地人視為殖民主義的勾結共謀者。這一類觀點在當時，不分左右，相當普遍，即便在今天，恐怕也有不少支持者。

因此，當非馬來人為了爭取馬來人的認同，而誇耀自己對當地經濟與多元文化做出了什麼偉大貢獻。這在對方看來，恰恰是在提醒著他們，那段不堪回首的被殖民恥辱史。

而這位年屆壯年的知識份子，並不滿足於自艾自憐地重述這段恥辱故事，尤其在選舉落敗、五一三事件爆發後，他認為必須做出一些怎樣的改變。他日以繼夜地苦苦尋思，應該如何才能擺脫這銘刻在他們身上的民族恥辱？

《馬來人的困境》正是他給出的答案。

（來源：Twitter）

資本主義與馬來人

馬哈迪，一如中國晚清的許多思想家，是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對「競爭」推崇備至，認為在弱肉強食的世界必須自強不息，才能在殘酷的競爭中出人頭地。競爭，對他們而言，是世界史的推進動力。這一思路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某些面向相當契合。因此，不難理解，日後馬哈迪有關新馬來人（Melayu Baru）的表述，其核心內涵幾乎等同於資本主義精神：一個人的成功，就是在世俗上取得經濟成就，那就是企業家、資本家。

「新馬來人」這個概念，是已故社會學家賽胡申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於1979年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講中提出，指相對於迷信愚昧封建的「舊馬來人」，「新馬來人」是個擁有特定普世價值的理性主體，其中伊斯蘭是理性化的重要思想資源。

馬哈迪與賽胡申阿拉塔斯的「新馬來人」的區別顯而易見：對後者而言，馬哈迪的「新馬來人」，是個相對狹隘的概念，因為資本主義精神只不過是理性的一部分內容。而這樣的「新馬來人」，必然會因其內涵上的偏差，衍生各種問題，這包括下文會討論的族內貧富懸殊。

基於膚色的保護措施

雖然馬哈迪重視競爭，但是，弔詭的是，《馬來人的困境》卻是一部為扶弱背書的著作。書中前半部都在論證政府扶助馬來人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馬哈迪認為，由於遺傳與環境的因素，馬來人先天上競爭力不及其他族群，特別是華人。比如說，馬來半島資源富饒，馬來先祖不必勞心費力，就可以過著舒適日子。反之，中國人數千年來歷經萬難，在惡劣的環境中練就一副好身手，而這些才幹都遺傳給他們的子孫後代。馬來人不可能在短期內迎頭趕上華人，因此雙方的競爭，處於不公平的起跑點上。為了確保國家和平，必先促進種族平等。要促進種族平等，政府必須推動創造機會平等的建設性保護措施。

「建設性保護措施」就是今天我們所熟知的馬來人特權，這包括商業執照、獎學金等的分配，必須優先考慮馬來人。在當時，馬哈迪是這麼表示的：「……我們不得不重談給予馬來人優待的基本原因，給予馬來人優待，並不是要把他們置於優越地位，而是要把他提升到跟非馬來人同等的水平。」

他也提到：「馬來人並不為這種優待而自豪，他們也不因有像跛子一樣受法律保護的『特權』而感到自豪。如果能夠的話，他們願意取消這些特權，但是，因為現實迫人，他們不得不把自豪感置於第二位。」

（來源：New Straits Times）

換言之，對他而言，這個保護措施是暫時性的，而非永續的，是為了他日雙方在公平基礎上相互競爭而設的。當然，我們知道，後來的發展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這一點稍後會討論。在此先針對此保護措施，提出兩個問題：首先，保護措施會否跟馬哈迪念茲在茲的競爭相矛盾？其次，對特定種族的扶弱，有多大的正當性？

第一個問題不大，我們可以從許多左翼理論中找到機會平等的討論，而且這也不必然跟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相互違背。比較麻煩的是第二點，許多有關經濟平等的討論，都是建立在階級而非種族集團。國家透過對弱勢階級提供協助，達到消滅貧困、拉近貧富懸殊的目的。

馬哈迪的論述基礎顯然與此相悖，他認為保護措施必須根據膚色而非階級。如此一來，無論是富裕或貧困，馬來人都將從「建設性保護措施」中得益。貧困的非馬來人則被排除在外，即便他們在經濟上比馬來富翁更為弱勢。

另一方面，在實際情況下，被排擠的不僅是非馬來人，即便真正的弱勢馬來人，也可能在官商勾結下遭到邊緣化。這不是無的放矢，往後的發展已證實這點。

換言之，馬哈迪所倡議的「建設性保護措施」，無論就種族或階級來說，都會加劇貧富懸殊。富裕馬來人將與貧困的馬來人和非馬來人的差距越來越大。

在馬哈迪看來，富裕馬來人與貧困非馬來人的差距，將在總體上拉近馬來人與非馬來人的地位，而達到種族平等。書中他這麼說道：「不用說，假如少數貧窮的非馬來人獲援助去接受高深教育，那馬來人與非馬來人之間的教育懸殊將會更大了。」

然而，這種觀點顯然有嚴重的毛病。姑且不論這忽略了真正需要得到幫助、卻因膚色而被排除的群體，完全缺乏正當性；馬哈迪所謂的種族平等，實際上遮蔽了族內貧富懸殊。在為只惠利部分人的保護措施辯護時，他指出：「所以這些少數富裕馬來人的存在，最少使貧窮的馬來人可以說：他們的命運並不是專服侍富有的非馬來人。……馬來大資本家的出現是必要的。」

換言之，種族保護措施在族內造成的不平等與不公平被種族的「榮耀」感所合理化。這種榮耀感相當虛幻，彷彿有了它，一切階級問題自會迎刃而解。實際上它不過是幻術，蒙蔽人們的雙眼。

（來源：Utusan Online）

國族建構的兩個階段論

必須指出，馬哈迪大談種族平等，有著更宏大的國族構想，這基本上涉及到國民團結、國民融合與國民性的塑造，也就是同化政策。在這兩者之間，種族平等是先決條件，沒有種族平等，就妄想談同化。在促進種族平等的階段期間，種族性政黨任重道遠；一旦達成種族平等的目標，種族政治自會消解，國民融合願景在望。由於這個構想有著明顯的階段論色彩，姑且稱之為國族建構兩個階段論。

兩個階段論，除了被馬哈迪認為有邏輯上的必然性，在其他方面也頗具吸引力。
一方面滿足馬來人處於經濟困境中被拯救出來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它在相當程度上修復殖民地前夕馬來世界的同化機制，從而保證馬來土地與文化的統一性，並不會因為吸納外來移民而變質。

易言之，種族平等論處理的是經濟落後的焦慮。同化論則處理文化消失的恐懼。兩帖藥方，安撫馬來人的現代不安，光復黯然褪色的馬來原鄉世界。

無論如何，兩個階段論有個矛盾。在第一個階段中，為了促進種族平等，必須區分你我，創造差異。但是，來到第二個階段，卻反過來要磨平差異，促進統一。在創造差異的過程中所激化的各方，如何在日後摒棄前嫌被統一起來？

馬哈迪早已察覺這點，他說道：「要有平等，無者將得益，有者就損失，因此，在達致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以往的『和諧』關係勢將出現緊張。一旦實現了平等，社會所受的壓力和緊張將減緩，最終更可能達到和諧。到時仍會有衝突，不過，起碼其中一個公認的根源應可消除。」

不得不說，這是個破釜沉舟的大膽做法，卻也難免過於樂觀。在一個兩極對立的社會，所謂的種族平等已是眾說紛紜的概念，馬哈迪所認為的「平等」，在他人眼中卻是「不平等」，這又如何可能消除社會壓力？

（來源：WBZW-AM／AP）

第一個階段的永續經營

此外，雖然馬哈迪認為，在現代社會，宗教不是國民團結的必然條件，卻援引各國例子，強調統一的語言與文化，是團結不可妥協的因素。另一方面，他也認為，馬來語與文化作為國民性的核心，任何歸化的公民，雖被賦予平等的政治經濟權利，但無權更改國民性內涵。換言之，這是「一個國家、一個國族、一個語言」的國族理念。

不必說，這個理念在今天已不合時宜。但我們還是願意仔細檢驗它，然後我們將驚訝地發現，即便從單一國族理念來看，《馬來人的困境》並不如自己所宣稱的，是一個國族主義著作。

在馬哈迪看來，馬來人是馬來西亞的主體民族，而馬來人特性，除了語言和文化，還包括伊斯蘭。對他來說，無論是國民團結或歸化的公民，只需要接受馬來人的語言和文化，就可被接納為社會的一份子，享有普遍的平等權利；在宗教上，則允許多元化。

然而，這一構想似乎暗藏危機。那些在語言和文化上選擇同化卻拒絕成為穆斯林者，將會形成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不同身份，在資源競爭的驅使下，以及在第一個階段期間被煽動的種族政治影響下，恐怕族群之間的對立恐怕只會加劇，不會消失。

如此一來，兩個階段論最終只會停留在第一個階段。扶「弱」的保護措施被永續化，同化則成為無法實現的甜言蜜語，永遠的彼岸。

如果我們再結合馬哈迪掌政期間，多次因內部權力鬥爭而試圖透過炒作種族議題來轉移矛盾，則我們可以肯定，無論是《馬來人的困境》的內在思路的缺陷，或馬哈迪的個人作為，都不過是在永續地經營著第一階段。

因此，馬哈迪在《馬來人的困境》中苦苦思索得出的藥方，只是預示了馬來人支配權的誕生，而非召喚國族主義，後者與平等、自由、博愛等價值理念緊密相關。

【註】本文關於《馬來人的困境》引文，出自劉鑑銓譯的《馬來人之困境》。

吳小保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業餘者（Amateur）成員，與朋友一同營運「亞答屋84號圖書館」。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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