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Global Press Journal／Lily Padula）

死刑不只是報復，也提供除害避害的心理安慰機制。人們獲得安慰後，就會繼續信任國家權力，相信司法會主持公道，相信邪不勝正。當國家決定放棄死刑，對安慰劑上癮者的情感必然受到傷害，恐懼和焦慮不知道如何安放。這正是要求國家問責的最好時機，必須逼其拿出更有效的方法，來真正保障人民的安全。如何修補社會結構的缺口、重整社會條件，才是最重要的議題，糾結在死刑存廢的道德論爭，其實並未真正討論到更根本的社會安全問題。

【文／曾麗萍】

支持或反對廢除死刑的討論常常漠視（或無視）一個重要的前提，甚至扭曲這個前提，所以必須在討論前先說清楚，以免陷入無限上綱的對立。事實上，這兩種立場都同意國家懲罰制度必須存在，犯罪者必須接受司法制裁。雙方的差異在於懲罰的強度，是否要到處死罪犯的程度；而爭執的核心，是對懲罰制度的目的有不同理解。

懲罰制度是必要的，甚至國家行使暴力的權力也有存在的必要。依據社會契約的精神，人民賦予國家高於個人的權力，來維護集體利益與安全。國家以法治國，人人必須守法，不守法者即是破壞社會契約，必須受到懲罰。

在法治國家裡，個人不能殺人，但國家軍隊和警隊在人民安全受侵害時，卻可防衛殺人，防衛殺人是人民可以忍受的國家暴力，這一點的爭議很少。比如，一群擁有軍火的恐怖份子挾持人質，在拯救人質的危急狀況下，以暴制暴是必要且唯一可行的手段。

死刑之所以存在爭議，是因為死刑不並非防衛殺人，而是懲罰殺人。懲罰殺人的意思是，犯罪者在犯罪後遭到逮捕，在強大武裝力控制下已無法再危害他人。一連串拷問和搜證後進入司法程序，經過冗長的聆訊和詰問，最後由法官依罪量刑，罪大者被判死刑後，交由獄政官執法。

犯人既已失去行動自由，還有處死的必要嗎？處死他能讓社會更安全嗎？其實這問題背後牽扯到懲罰制度的目的，容後再談。先談司法程度的不完美。只要有一個程序或一人出錯，都有可能造成誤判。關於誤判，已有許多專文討論，有許多案例值得參考，在此不再複述。反廢死者會說，那就小心謹慎一點就好啦，但我沒有看到反廢死者提供避免出錯的有用建議。這世界找不到完美的司法制度，因為這世界上沒有全知的人，無法完全客觀公正平等看待所有人的人，而司法追求的真相、公正、正義需要上述的人才能完美落實。

寧可殺錯或寧可不殺

人民其實必須在「寧可殺錯，不可放過」和「寧可不殺，也不要殺錯」的價值取其一。反對廢死者往往將支持廢死的立場誤認為「寧可放過，也不要殺錯」，事實上並沒有放過這回事，也沒有所謂的原諒，只有受害者家屬才有資格說原諒。犯罪者必須接受嚴格的懲罰，這是所有人的共識，但我認為，為了保障更大的集體利益（即每個人都可能遭陷害、有被誤判的風險），只好讓重罪者逃過一死，對我而言，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結果。

（來源：The Online Citizen）

就算沒有誤判，我們仍然可以進一步思考，是不是所有死刑犯都罪該致死？一般人反對廢死的理由很單純，那就是殺人者償命。然而，在馬來西亞法律能被判處死刑和強制死刑的不只是殺人罪，其中最受爭議的是販毒。販毒者是不是全部該死？楊偉光案已有許多討論，也獲得許多人同情，他的案子可以讓大家反思。

楊偉光不該死，但總有人該死吧？是，有人真的罪大惡極，如果你的選擇是寧可殺錯，也要讓那些大惡人在這世界上消失，那我繼續往下討論。

我們都同意懲罰制度有存在的必要，但對懲罰的目的卻有不同的理解。簡單分類，粗糙來說，懲罰的目的是讓犯罪者罪有應得，這是一種報復論；懲罰的目的是讓人悔改重新做人，這是社會復歸論；懲罰的目的是以儆效尤，是威嚇論；不管哪一種論述，都是一種價值選擇。選擇何種懲罰制度，代表你希望社會傾向怎樣的價值共識。

所有言詞和立場背後，都牽涉到某種價值觀，我們必須對此有意識。我們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現代社會，面對許多複雜的制度，常常要做困難的價值選擇。支持廢死的選擇一點也不輕易，並不是簡單的「人權」兩字，就能解決所有糾結又拉扯的價值衝突和矛盾。

罪大惡極的人是否和守法平民一樣，獲得人權原則的保障？我不想從這方面做選擇，我的思考角度是，「寧可殺錯」的價值選擇，是一種以犧牲他人來保護自我安全的選擇，是一種自私的選擇，我不希望活在一個自私自利的社會，更不希望有任何一個人承擔被國家誤殺的風險。

疏離且令人恐懼的社會關係

「寧可殺錯」對被錯殺者是不公平的，但對於反對廢死的人來說，忍受無辜者被殺比忍受惡人活著容易一些。我可以理解這種心態，因為在現代社會裡，那些被誤殺的人只是調查報告裡的數字，不算多的數字。然而，那些作惡的人卻潛藏在生活周遭，你不知道自己下一刻是否遇害，你的不安和恐懼使你希望這些人全被殺光。

（來源：Al Bilad English Daily／VCG）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陌生人的社會，保持距離和疏離是自我保護的方法，也正因為習慣於疏離的社會關係，使我們對被誤判者欠缺同理心，這種人很少出現在新聞版面，更別說生活圈子，對罪犯的刻板印象也讓我們內心覺得，奉公守法怎麼可能落入這種際遇？一定是有問題的人才會捲入罪案。

疏離的社會關係加上聳動的社會新聞會讓我們放大危機感，坐上「潛在受害者」的位置，以致對重大罪案的感受特別深刻，對犯罪者特別厭惡，犯罪者會被去人性化，非人化，這種「不是人」的認知可以說服人的良知，讓許多人支持死刑。

所以，死刑不只是報復，也提供除害避害的心理安慰機制。人們獲得安慰後，就會繼續信任國家權力，相信司法會主持公道，相信邪不勝正。

事實上，許多國家的數據顯示，死刑與犯罪率並無直接關係，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未因此犯罪率劇增，許多犯罪學家更早已看到，死刑對阻遏犯罪無效。死刑，充其量只是滿足了報復的慾望，安慰不安的人心。在這裡順道一提，懲罰能起威嚇作用的說法也站不住腳。

我不否定報復慾望的正面性。報復的目的是要討回公道，不論你對公道的理解為何，不允許公道被破壞是一種正確的公民意識。有一句話說，公道自在人心，這是一種相信集體的信念，公道被破壞意味著破壞了集體共識。

死刑放過了國家……

自從現代國家崛起後，它要求人民交出為自己主持公道的權力和使用武器的權力，國家承諾交換的是代為申張正義的法律與軍警的保護。但更重要的是，國家要求人民放棄部份自由來換取安全穩定的生活，因此，我們必須接受義務教育，必須導守法律，必須繳稅，更必須壓抑報復的慾望。

當社會安全網破了，人身安全受到侵害，誰的責任最大？我認為國家的責任最大。向國家繳稅不是要打造一個良好的教育制度嗎？為什麼教育制度卻教出殺人犯；犯罪的根本結構問題之一是貧窮，為什麼國家無力解決貧窮問題？行使暴力的意識根源是一種父權文化，國家對父權文化制度反省了什麼？

（來源：BFM News Twitter）

國家唯一會做的，是用一命抵一命的報復式懲罰制度來安慰人民和受害者家屬，當人民對安慰劑上癮，進而使國家避開了更深層的責任。從現代社會的角度來看，報復後犯罪者實質上真的討回了公道嗎？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米德（G.H. Mead）認為，犯罪過程引發的敵意，會使人們對法律及其主張的社會利益採取盲目態度，敵意也會將人們的力量導向作為代罪羔羊的敵人，而非社會條件的重建。【註】

很明顯的，犯罪不僅是個人問題，也是一個結構問題，但人們常常會忽視結構的責任，意即國家的責任，反而把國家視為申張正義的唯一力量，人民輕易放過了國家，公道何在？

當國家決定放棄死刑，對安慰劑上癮者的情感必然受到傷害，恐懼和焦慮不知道如何安放。我覺得這正是要求國家問責的最好時機，必須逼其拿出更有效的方法，來真正保障人民的安全。如何修補社會結構的缺口、重整社會條件，才是最重要的議題，糾結在死刑存廢的道德論爭，其實並未真正討論到更根本的社會安全問題。

說句老實話，懲罰在整個社會安全機制裡，可以發揮的功用並沒有一般人以為的那麼大，需要動用到懲罰，意味著已有人受到傷害，法律提供給我們的是安慰，以及通過刑罰來重申法律的權威性。社會安全需要的是一套好的防範制度，但我們對此的討論竟那麼少。

【註】大衛．萬蘭（David Garland）著，劉宗為、黃煜文譯，《懲罰與現代社會》（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臺北：商周，2006年，頁126。

曾麗萍	馬來西亞傳播科系講師。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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