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星洲日報)
歷史原因和建國以來的種族政治模式,催生了馬來西亞各族間的民族主義政治。華社因教育背景、宗教信仰、居住環境的差異等因素,固然造就了族群內部的多元性,一旦面對共同的外部問題,民族主義精神當即顯露,這也說明華社何以槍口多對外、少內省。然而,華人民族主義更多體現在文化層面,即維護民族文化身份,捍衛語言與文化的傳承,族群認同亦源於此。獨立建國迄今的華教抗爭,都離不開文化民族主義範疇,這是與馬來民主義主義最顯著的差異。文化民族主義是爭取「承認」,承認統考引發的爭議即是一種承認政治。面對新語境下的前路,華社必須對馬來自由派伊斯蘭、保守派和左派的建國思想基礎與各者之間的差異有所了解。
【文/莊華興】
一直以來,承認統考文憑的爭議始終離不開政治,選舉期間往往成為朝野爭奪選票的籌碼。選後礙於政治因素的考量,執政的一方始終沒有意願去面對和解決該課題。本屆選舉成功改朝換代,由於國人對新政府寄以厚望,列入希盟競選宣言的承認統考一事終成為選後焦點。體制內和馬來民間組織首次傾巢而出,表述觀點和立場,只聞喧嘩,卻無「眾聲」,馬來社會的聲音大體上一面倒。
教育部長馬智禮(Maszlee Malik)的說辭從「不會等六十年」到「按部就班,避免出現U轉」,再到近期重申「從全盤的觀點探討是否承認統考文憑」。所謂「全盤的觀點」,是指馬來語的地位和國民團結兩個莫名介入的因素。擾擾攘攘之餘,公正黨實權領袖安華(Anwar Ibrahim)從遙遠的土耳其傳來片言隻語:「我們可以考慮任何事情,就如阿拉伯學校也能受到承認,但我們不能忽視馬來文」,又表示「教育部可以闡明一套清楚的條例,確保教育政策不會因為一個新的政治考量而遭到犧牲」。
言下之意,馬來文的地位不容被撼動,教育部的任何決定不能改變現有的教育政策,並把部長的決定定性為政治考量。由此不難了解安華的潛臺詞。作為馬來西亞合法公民,華人語言——中文/華語是大多數華人的母語,也是在地語言絕非外語,豈可與阿拉伯語等觀。安華的講話大概可以透視中文在新馬來西亞現實中的格局。
馬來社會觀點:從民族主義精神出發
經伊斯蘭革新理事會(IKRAM)整理爭議,歸納出五個觀點。這個支持誠信黨的馬來自由派組織多年來跟華社有不少互動,在馬來社會的影響也逐漸擴大,不容小覷。就本課題,理事會的觀點是承認統考,附帶條件為SPM國文優等以及歷史科及格(見張濟作〈尊重多元、尊重差異〉,東方日報,2018.07.22),這與前教育部長馬哈茲爾卡立(Mahdzir Khalid)不久前發表的觀點一致,也是巫統黨選後對有關課題的看法,某種程度上代表右派馬來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不難看到,無論自由派伊斯蘭或保守馬來民族主義者,都離不開民族主義基本精神前提。
(來源:IKRAM Miri)
保守的民族主義(又稱民族保守主義)具有民族主義元素,非常傾向於維持傳統家庭和社會穩定,反對墮胎及性少數群體(LGBTQ)權利。Wolfram Nordsieck在《歐洲的政黨與選舉》(Parties and Elections in Europe)一書指出:「民族保守主義贊揚家庭是身份、團結與情感的家與中心。」在經濟課題上,民族保守主義者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觀點,從支持計劃經濟到混合經濟,甚至自由放任經濟。巫統奉行的保守民族主義視馬來民族利益和傳統社會高於一切,並帶有相當濃厚的種族觀點。誠然,在各個層面,巫統在不同時期都體現了不同程度的民族主義色彩。譬如東姑時代的相對自由的民族主義,拉薩時代頗為濃厚的計劃經濟(如聯邦土地發展局墾殖區FELDA、聯邦土地統一與復興局FELCRA,等等),以及以民族保守主義起家(反映在《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一書)至九十年代逐步實施混合經濟的馬哈迪時代,皆有跡可循。
在馬來西亞的脈絡中,宗教和民族主義元素內化於社會結構與國家體制,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有沒有可能融合?表面上看來,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兩種思想意識。然而,對學者如以色列的耶爾·塔米爾(Yael Tamir)來說,自由主義也必然預設民族的存在。她觀察自由民主的國家,發現「出生」和「血緣」是這些國家決定國民和公民身份的標準,這與民族主義區別同胞和外人的標準一樣。因此她認定民族的價值隱藏在自由主義的綱領之中。由此出發,塔米爾提出人人基本上是「脈絡下的自我」和「個人文化權」兩個主張。前者指「植根於特定社會脈絡的自我」,意味著「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結合;後者則從個人權利的角度看待個人的文化生活權,這和看待傳統的公民權一樣。易言之,兩者即是民族的也是個人的。
自由派穆斯林:留同存異、理性對話
從這個角度思考自由派伊斯蘭革新理事會的民族主義立場,大概就不難分辨它和巫統的保守馬來民族主義者的區別,譬如「留同存異」(setuju untuk tidak bersetuju/agree to disagree)的意識開始出自伊斯蘭黨內非傳統宗教師領袖口中,後來這批人被排擠出黨,終於造就了今日的國家誠信黨。伊斯蘭革新理事會也表現出尊重多元、尊重差異,體現某種程度的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色彩,這使它和華社的溝通對話能在溫和、理性的狀態下進行。
當然,筆者並非說他們受塔米爾的影響(自由主義和以色列都是伊斯蘭的禁忌),伊斯蘭世界中不乏思想與時俱進,能回應當下全球議題的神學者、社會改革者和伊斯蘭世界政治改革運動領袖,他們談國際正義(keadilan global)、宗教狂熱等全人類共同關心的課題。除了統考課題,華社是否有必要多了解或參與這類課題討論?否則,它只能是政治人物的專利,在他人眼中,小小的華社恐怕更小。
在馬來社會,還有一種左翼民族主義者的聲音長期被忽視。過去,這些人一再強調馬來語作為國語,及其在建構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的重要角色。從阿末·布斯達曼(Ahamd Boestaman,上圖左起)到魯斯旦·沙尼(Rustam Sani)、賽胡先·阿里(Syed Husin Ali)、阿都拉曼·恩蓬(Abdul Rahman Embong)的言論始終一致。最近一次,前學生領袖兼社運份子希山慕丁·萊斯(Hishamuddin Rais)在國家語文出版局的論壇中強烈批評該局失能,沒有完成歷史賦予建構馬來西亞民族/國族(bangsa Malaysia)的使命。馬來左翼人士眼中的馬來西亞民族固然以國語—馬來語為核心,卻把其他族群包在內,這和保守馬來民族主義者的馬來人至上與排他性觀念有所不同。在此脈絡中,馬來左翼論述如何看待承認統考課題?當下馬來左翼的實力是否仍在?它和自由伊斯蘭主義者的合作又如何?在新馬來西亞摸索前進之際,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華人民族主義:多對外、多內鬥、少內省
無可諱言,歷史原因和建國以來的種族政治模式確實催生了各族間的民族主義政治。華社因教育背景、宗教信仰、居住環境的差異等因素,固然造就了族群內部的多元性,惟一旦面對共同的外部問題,民族主義精神當即顯露,這也說明華社何以槍口多對外、少內省(實際情況是以內鬥取代內省)。例如第十四屆全國大選前,某些政黨代表在造勢演說中有意無意發表民族主義言論。然而,華人民族主義更多體現在文化層面,即維護民族文化身份,捍衛語言與文化的傳承,族群認同亦源於此。獨立建國迄今的華教抗爭,都離不開文化民族主義範疇,這是與馬來民主義主義最顯著的差異。
(來源:The True Net/Firdaus Latif)
文化民族主義是爭取「承認」,承認統考引發的爭議即是一種承認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為何需要承認?大多馬來人因民族主義情緒作祟而不易了解,華社之中懵懵懂懂的也大有人在。
加拿大學者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對「承認」的命題有詳細闡述:「 我們的認同部份的是由他人的承認構成的。同樣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認,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認,也會對我們的認同構成顯著的影響。之所以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會遭受到實實在在的傷害和歪曲,是因為圍繞著他們的人群和社會向他們反射出來的是一幅表現他們自身的狹隘、卑下和令人蔑視的圖像。這就是說,得不到他人的承認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認能夠對人造成傷害,成為一種壓迫形式,它能夠把人囚禁在虛假的、被扭曲和被貶損的存在方式之中。……當代女性主義、種族關系和文化多元主義的討論,全都建立在拒絕承認可以成為一種壓迫形式這個前提的基礎上。」
泰勒也指出一條尋求承認的可行之道:「在社會層面上,認同的形成只能通過公開的對話, 而不是預先制定的社會條款。……平等的承認不僅是唯一適合於健康的民主社會的模式……。」
走筆至此,約略可見「民族主義」作為馬來自由派伊斯蘭、保守派和左派的建國思想基礎與各者之間的差異。華社如何面對新馬來西亞語境下的前路,都有必要對它們有所了解。
莊華興 | 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高級講師。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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