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光華日報）

至於習近平是否不夠重視馬中關係而不訪馬，這無法下定論，但能看到的是，馬中關係的未來依然充滿挑戰，一方面是大國博弈下的「選邊站」壓力，另一方面是中國加強對南海「九段線」控制所帶來的主權壓力，二〇二五年接任東協輪值主席國的我國，勢必得面對大國、區域鄰國和中國緊張關係帶來的挑戰。 

【文／杜晉軒】

二〇二四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是馬來西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五十週年。儘管馬中關係友好，但兩國關係的未來仍有不確定性與挑戰，如大國博弈帶來的「選邊站」壓力，以及南海主權始終是馬中關係間難以迴避的疙瘩。

本文將簡單回顧，各時期馬中關係的發展，以及未來的挑戰。

（來源：國際時報）

一九七四年至二〇〇三年：從反共到共榮

筆者在之前的文章《回顧1963馬來西亞成立前，台灣如何爭取外交關係》提到，我國在一九五七年獨立後，儘管反共是國策，但國父東姑阿都拉曼也曾嘗試和「兩個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當然這立場不被各方接受。最終，馬來西亞先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建立領事層級關係，直至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馬來西亞和中華民國才互撤領事館。

雖然馬來西亞是一九七四年才和中國建交，但建交前的「破冰」始於一九七〇年的敦拉薩（Tun Abdul Razak）政府。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事件」後，拉曼在隔年九月辭職，由敦拉薩接任首相。敦拉薩掌權後，改變了拉曼強烈反共的外交路線，開始對北京示好，如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副首相敦依斯邁（Tun Ismail）在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時，表達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一九七一年八月，馬中簽訂直接貿易協定，同年十月，我國在聯合國大會投票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

一九七四年五月，敦拉薩正式訪問中國，宣布馬中建交，並發表「共同聲明」，聲明中提到已選擇馬來西亞國籍的華裔，已自動喪失了中國國籍，馬中兩國間不再有雙重國籍問題存在。由於一九七四年八月舉行第四屆全國大選，因此馬中建交被視為國陣大打「中國牌」，以挽回一九六九年大選中失去的華裔選票。最終在馬中建交的效應下，國陣在154國會議席中狂勝132席，意味華裔選票成功回流。

儘管馬中在一九七四年建交，但建交後的兩國關係並沒有太大進展，國民赴中國旅遊、留學、經商仍有許多限制。箇中緣由，主要是北京當局仍支持馬共的運作，共產黨問題是阻礙馬中關係發展的絆腳石。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敦拉薩在倫敦去世。同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在北京去世，促成馬中建交的兩國領導人在同年離開。毛澤東去世後，文化大革命也很快結束，接著鄧小平在一九七七年復出，為爭取周邊國家的信任，而逐步放棄對東南亞輸出共產革命，展開一系列友好行動。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以副總理身份訪馬，並宣布中國支持東協國家維護獨立與主權的努力，支持建立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立區的主張，並重申不承認東南亞地區華人的雙重國籍；一九八〇年九月十日，中國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正式放棄雙重國籍政策。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第二次訪問北京，並自稱代表東協四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要求北京下令關閉馬共在湖南的「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之後馬共領導人陳平在鄧小平要求下，在一九八一年六月關閉了廣播電台，但仍得到中共物質及財力上的支持，在馬泰邊境設「民主之聲」（Suara Demokrasi）廣播電台。一九八一年八月，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訪馬，是第一位以總理身份到訪我國的中國領導人，而前首相馬哈迪則在一九八五年率團訪中。最終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馬共在泰國政府的見證下與我國政府代表簽署《合艾和平協議》（The Peace Agreement of Hat Yai），結束長達四十一年的武裝鬥爭。

不能不提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門事件，也影響了中共與周邊國家關係。由於天安門廣場的屠殺引來西方民主陣營對中國的制裁，中國為此積極拉攏港資、台資、海外華商資本，以保持中國的經濟穩定。

進入一九九〇年代後，隨著馬中之間的馬共問題已不再，以及中國對東南亞華商的招手，馬中關係在一九九〇年代才有實質意義上的快速發展，如一九九〇年正式取消對國人訪中的限制，大批國人才得以赴中探親、留學、尋找商機（如郭氏集團、金獅集團、楊忠禮集團）。

馬中領導人在一九九〇年代互訪也增加，如中國總理李鵬在一九九〇年訪馬，一九九一年時任國家元首蘇丹阿茲蘭沙（Sultan Azlan Shah）訪中，一九九二年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訪馬，而江澤民和朱鎔基分別在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九年訪馬，馬哈迪一九九九年再度訪中。

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展開「睦鄰外交」政策，中國「僑務」政策擺脫文革陰影後的恢復，中國統戰部、國僑辦對海外華人的統戰工作也在一九九〇年代蓬勃發展，這時期開始出現各類同鄉懇親大會、華商大會、或華文媒體論壇等活動，還有「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等組織。由於中國已實行單一國籍政策，以及一九九〇年代馬中關係大好的背景因素，我國華團也在一九九〇年代開始與中國官方有更多雙向往來，馬中友好協會也在一九九二年成立；二〇〇一年中國成功申辦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主辦權後，我國華社對中國的交流已更廣泛。

（來源：法新社／星洲日報）

二〇〇三年至二〇一八年：受國內政局牽動的馬中關係

前首相馬哈迪在二〇〇三年卸任後，繼任者阿都拉（Abdullah Ahmad Badawi）僅在位五年多，因阿都拉無法領導國陣在二〇〇八年的三〇八全國大選獲得佳績，在野黨贏得的國會議席首度打破國陣的三分之二優勢。最終阿都拉在二〇〇九年四月交棒納吉。

在國際媒體眼中，納吉被視為是一位相當親中的馬來西亞領導人，因為習近平在二〇一二年底成為中國第五代領導人後，納吉政府相當積極響應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因此，在二〇一八年的全國大選中，中資課題成了朝野的攻防焦點。

事實上，在習近平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前，馬中的經貿合作就已相當多，中資已在我國進行許多基礎建設，如檳城第二大橋、檳城孟光水壩、砂拉越州巴貢水電站、沐膠燃煤電站及姆魯水電站等，以及在廣西欽州、彭亨州關丹的「兩國雙園」產業園區項目。

納吉政府的親中表現，除了是承續過去兩任首相以來就開始的合作中資項目外，還有國家治理與族群選票的考量。身陷一馬公司（1MDB）案金融醜聞的納吉，面對著美國司法部門的調查，因此在美中大國競爭下，而往中國靠攏。一方面是中國不以民主人權價值為優先的外交策略，多被威權國家領導人接納，而且彼時的中國因高速的經濟發展與技術的創新，也吸引著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也是國陣需要「中國牌」號召華裔選民回流。

大約是在二〇一六年十二月開始，與巫統決裂的馬哈迪開始批評中資問題，質疑納吉政府開放中資投資基礎建設和房地產，會有損國家主權，隔年馬哈迪率土著團結黨（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加入希盟後，朝野多次展開對中資問題的攻防。

二〇一八年第十四屆全國大選期間，希盟的競選宣言中包括了檢討國內的大型建設計畫，被視為是針對中資項目；馬華公會選戰中打中國牌，如選舉看板展出了廖中萊與習近平的合照，而納吉也向選民喊話，希盟上台會推翻和中國的合作項目，會衝擊國家經濟。儘管國陣大打「中國」牌，以拉攏華裔選民，但無奈納吉的貪腐醜聞案纏身，以及追求政權輪替的「民心思變」下，納吉政府還是敗選了。

希盟首次執政的短短不到兩年期間，儘管馬哈迪要求部分中資計畫進行調整，如東海岸鐵路計畫降低成本，但基本上二〇一八年全國大選後至今的馬中關係還是穩定中前進的，只不過，地緣政治的挑戰卻已比二〇一八年之前更嚴峻。

（來源：BERNAMA／The New Straits Times）

二〇一八年後至今：地緣政治成馬中關係挑戰

雖然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二〇一二年提出了「重返亞洲」的戰略，但此時的馬中關係未明顯受地緣政治的考驗。

二〇一七年，共和黨籍的川普（Donald Trump）當上美國總統後，對中國展開貿易戰，二〇二〇年上任的民主黨籍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並沒有改變川普圍堵中國的立場，反而更全方面地從商業、科技領域圍堵中國。

美中貿易戰、科技戰的爆發，進一步改變了亞洲的地緣政治，製造供應鏈的重組，讓許多外資將產業轉移至東南亞，而馬來西亞就是其中的獲益者，特別是半導體產業。近年包括英特爾（Intel）、英飛凌（Infineon Technologies）等科技大廠加大了對馬來西亞的投資，而中國也看中了我國在大國博弈下「不選邊」站的立場，也積極和我國的半導體企業合作，但隨著拜登政府持續強化對中國的科技封鎖，我國能否持續左右逢源下去，仍有待觀察。

另一方面，除了大國博弈帶來的地緣政治壓力，中國解放軍實力的提升，以及在南海的蹤跡日趨明顯，也確實給我國帶來了主權的挑戰。

相比菲律賓、越南，南海主權爭議多年來並非我國民眾首要關注的課題。在選舉之中，多關注的還是民生經濟與政治人物的貪腐課題。不過，近年來有關我國在南海課題上與中國有衝突的事件，也開始登上媒體版面。

近兩年，南海爭端的新聞之所以多次登上國際媒體版面，乃因現任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在二〇二二年六月上任後，改變了前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在「西菲律賓海」主權問題上對中國採低調、容忍的立場，而最近一年，中國海警船和菲律賓船隻也發生多次衝突。

四月十一日，美日菲三國領導人在白宮舉行峰會。隨著小馬可仕強化菲律賓與美國、日本的同盟關係，未來馬來西亞也不得不面對菲中在南海爭端帶來的衝擊，特別是我國將在二〇二五年擔任輪值主席國。小馬可仕多次重申了法律承認二〇一六年國際海洋法庭「南海仲裁案」的立場，即不承認中國在南海「九段線」的主張，而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和越南也是明確支持這仲裁結果的東協成員國。

四月十六日，我國國防部長卡立諾丁（Khaled Nordin）表示，由於中國海警船頻密出現在砂拉越海域，因此有必要持續監視沿海地區，避免重蹈失去白礁島的覆轍。卡立諾丁提出這警告的時間點，已接近「五三一」慶祝馬中建交五十週年的時刻，顯得耐人尋味。

盤點近年我國與中國的南海主權爭議事件，包括我國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向聯合國提出一項與南海專屬經濟區有關的文件，文件要求劃定大陸架邊界，引起了中國的強烈抗議；二〇二〇年，總稽查司報告顯示，從二〇一六年至二〇一九年期間，中國海軍、海警共89次擅闖砂拉越和沙巴海域。

二〇二一年的馬中建交四十七週年日（五月三十一日），我國軍方發現十六架中國解放軍軍用運輸機逼近砂拉越領空；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調查船出現在東馬的經濟海域。我國在這一年因這兩起事件，而兩度召見中國駐馬大使歐陽玉靖。

最後，令人玩味的是，已證實五月來馬參加馬中建交紀念活動的是中國總理李強，距離上次習近平訪問我國已是十一年前。然而，同樣在五月，國際媒體已報道習近平可能會出訪歐洲的塞爾維亞（Serbia）和法國，其中到法國是慶祝法中建交六十週年。

至於習近平是否不夠重視馬中關係而不訪馬，這無法下定論，但能看到的是，馬中關係的未來依然充滿挑戰，一方面是大國博弈下的「選邊站」壓力，另一方面是中國加強對南海「九段線」控制所帶來的主權壓力，二〇二五年接任東協輪值主席國的我國，勢必得面對大國、區域鄰國和中國緊張關係帶來的挑戰。

杜晉軒	畢業於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世新大學新聞系，目前旅居台灣從事媒體工作，正研究台灣戒嚴時期遭政治迫害的東南亞華人的故事。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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