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維龍／從個人到公共展示的「記憶」之書——序朱宗賢《霹靂地方掌故》（上）

（來源：光明日報）

報章副刊成了華社重要公共空間，這裡有嚴肅的命題探討，有對文學熱愛的追求，有應對時事議題的討論，還有就是對本土史地的鉤沉和書寫。對他們而言，文史書寫不僅僅只是侷限於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同時也包含在地的和本土的華人社會的文化建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間還夾雜著這批文人和學人對本土的認同。特別是在二戰結束之後，馬來亞半島正步向民族國家獨立之路。在地的華人對國家認同的轉向，迅速從祖國（中國大陸）趨向本土認同（國族建構）。毫無疑問，在地的書寫背後即是這一認知的體現。

【文／曾維龍】

在馬來西亞華文報刊史中，副刊的存在一直都是我們理解社會的脈絡和思想的重要園地。「副刊」指的是報章正刊以外的附屬園地，亦稱為「附張」，開放給讀者供稿。馬華文學的萌芽、發展基本上就是沿著華文報章副刊的興起、製作而開始的。方修所編的十冊本戰前《馬華新文學大系（1917—1949）》即是從華文報章的副刊整理工作開始。在他收錄的大量雜文／散文、詩歌、小說和戲劇當中，可以感受到那一代人的情感脈絡和他們所關注的議題。當然，副刊不僅只有方修所說的新文學，還有一類偏向文化或文史的雜文作品，我們可以歸納為「文化隨筆」、「文史雜感」或「地方書寫」。這一類的書寫有的以挖掘中國傳統文史爲旨趣，尋幽探微；有的則是以在地的人、事、物為對象，搜羅地方軼事，建構本土和在地的認知。這一類地方書寫和本土書寫不僅是知性的，同時也是感性的，一般而言散見於副刊的小塊欄目之中。

（來源：新纪元中文系臉書專頁）

一九五〇年代國家剛剛獨立，馬來西亞各大華文報章也在政治動盪和社會不安的情況下逐步復刊。一九六〇年代，《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等報刊從新加坡的資本分離，移至吉隆坡。一九七〇年代各大華文報章站穩腳步後內容逐步擴大化。除了副刊以外，還將地方新聞和社區資訊逐步充實。一九八〇年代華文報章開始引入彩色版之後，一些華文報章的地方版甚至開始轉型爲社區報，其中最成功的當為《星洲日報》。這些以地方／社區爲主的附屬報刊，日常的地方新聞報導以外，也需要更多的地方書寫來填補版面和提供資訊。

朱宗賢老師的文章大概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刊登在各大中文報章的地方版或社區刊物裡頭，包括《中國報》、《南洋商報》、《光華日報》、《大眾報》等。誠然相對於傳統的副刊，這些地方版或社區報的讀者不是面向全國，而是面向社區。因此，住在霹靂州以外的讀者，對朱宗賢老師並不熟悉。然而，這無損其文章價值。因為傳統意義上的文史書寫和地方書寫，有其特定的型態和意趣。霹靂州的軼事掌故，鄉里故聞，在朱宗賢老師的筆下有意識地向讀者逐一介紹。「歷史」會隨著時間消失而消失，今天我們要認識那即將或正在消失的「霹靂」，反而最後也只能在朱老師的行文中理解、窺探和想像。

（來源：星洲日報）

文人、學人和報人：本土的文史意識和傳統

廖文輝在整理南洋研究史和華人研究史的過程中，就指出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有一批學人和報人，熱衷於在華文報章上書寫本土，把「何謂南洋？」、「為何南洋？」等問題，以及種種熱帶雨林的人文地理特徵作一介紹。【註一】報刊中的南洋研究成了重要的本土研究場域，開始關注在地華人周遭的事與物，包括本土地理歷史、文化的生成、嬗變與特點。這一批學人包括許雲樵、關楚璞、姚南、張禮千等。他們除了學術論文外，並不吝於將他們的專業知識以通俗簡易的言語在報章專欄中刊登分享。譬如，許雲樵的《文心雕蟲》（收錄在《許雲樵全集》，吉隆坡：馬來西亞創價學會，2015—2021版），就收錄了許雲樵對本土語言現象的片段觀察，在報刊中以專欄的形式連載刊登。他本身就出版了一本辭典和一本有關聲韻學的專著。其他的散記遊記等文章，更不在話下。

事實上，被公認為最早的中文刊物就是在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1821），然而這份刊物和現代意義上的媒體不太一樣，主要側重宣教和紀錄的功能。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第一份中文媒體報章是一八六〇年在香港創刊的《中外新報》（Sino Foreign News）。在南洋地區出版的第一份華文報章則是《叻報》（1887—1932）。按陳蒙鶴的描述，這一份報章「出紙一大張，折疊並裁為八開雙面印刷，版式為30.5厘米X 25.4厘米。」【註二】一九一一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滿清王朝被推翻，中國大陸進入民國時代。在這期間，孫中山等革命志士在中國境內和境外陸續遊走，喚起民族情緒，推翻封建王朝，建設新社會，南洋華僑紛紛響應。一九一七年中國掀起「五四運動」，各種新文化思想和思潮交織迸發。華文報章進入另一新的時期，南洋一帶的華人社會也深受影響。華文報刊因應新的需求陸續興起。親國民黨的《益群報》（1919—1936）、革命派孫中山創辦的《光華日報》（1910— ）、商人陳嘉庚創辦的《南洋商報》（1923— ）、胡文虎兄弟為推銷萬金油創辦的《星洲日報》（1929— ），以及眾多在二戰前創刊的華文報刊，為南洋華人社會建構了一道公共的紛繁的書寫場域。前文所言及一九三〇年代興起的南洋研究、本土書寫，也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產生的。戰後百廢待舉，華文報刊從戰時萎縮到逐步恢復，也經歷一番艱難。《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等戰前所建立起的副刊傳統和文史書寫則依然持續。

（來源：星洲日報）

一九六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之間，經歷了新馬分家，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一九八七年茅草行動之後，馬來西亞華文報刊也逐步開始依循著市場規律和政經文教的轉型而改變，包括副刊的定位和地方版內容欄目的擴充。以《南洋商報》為例，副刊欄目劃分多元，除了繼承自戰前副刊的傳統，如「新婦女」、「商餘」、「健康天地」等專刊，另開闢「讀者文藝」、「少年樂園」、「學府春秋」等專刊。地方版則開闢「學生園地」，爲不同地方區域的學子提供投稿園地。一九八五年一月三日開闢「言論」版，所有有關時政評論的文章從副刊中另行挪出来，置放於全國版正刊中的第二頁版面，週一至週五刊載。星期天副刊則繼承學人所推崇的深度討論和文史傳統，以較長篇幅的書寫暢談思想、文化、政治、社會等議題。其他報章副刊也隨之開闢不同園地，爭取更為開闊的讀者市場。

上述副刊的百花齊放，其背後是一批早期從中國南來的知識份子群體的功勞。除了前文所談及的學人以外，這批知識份子還包括一批文人和報人。他們有的積極參與報刊的編輯工作，有的積極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在他們的意識中，華文報章是一個很好的空間平臺，除了繼承及發揚既有的民族文化，同時也有意識地參與本土文化的建設。獨立之後，生於斯長於斯的文人繼承了上述傳統，持續地將報章視為重要的文化生產場域，在這場域中耕耘。報章副刊成了華社重要公共空間，這裡有嚴肅的命題探討，有對文學熱愛的追求，有應對時事議題的討論，還有就是對本土史地的鉤沉和書寫。譬如戰前的郁達夫、胡愈之、連士升等，戰後的杏影等兼具文人和報人編輯的身份。對他們而言，文史書寫不僅僅只是侷限於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同時也包含在地的和本土的華人社會的文化建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間還夾雜著這批文人和學人對本土的認同。特別是在二戰結束之後，馬來亞半島正步向民族國家獨立之路。在地的華人對國家認同的轉向，迅速從祖國（中國大陸）趨向本土認同（國族建構）。毫無疑問，在地的書寫背後即是這一認知的體現。

【註解】

一、見廖文辉《馬新史学80年：從「南洋研究」到「華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上海三聯書局，2011年版。

二、陳蒙鶴著，胡興榮譯，《早期新加坡華文報章與華人社會（1881—1912）》，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08年版，頁32。

【下篇：從個人到公共展示的「記憶」之書——序朱宗賢《霹靂地方掌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