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The Star／Filepic）

隨著疫情退潮，民間組織有必要重建實體（面對面）互動關系，加強溝通與交流，破除族群刻板印象與偏見，就爭議課題打造共識，在關係中建立信任。須知，信任是族群關係穩定的基礎，失去互信，任何關係即變得脆弱，一碰就碎。華社有必要針對特定課題（尤其是身份認同政治）梳理華社／華團看法，以馬來文發表，與馬來組織代表坦誠對話交流——讓華社的討論進入馬來文輿論的公共空間裏。

【文／林宏祥】

前言

若外人問起：「對比五十年前後，馬來西亞族群之間的關係，是變得更好了，抑或更壞了？」，我們當如何回答？

一邊廂，要誰的車子或摩托在路上拋錨了，不同膚色的公路使用者伸出援手，已是見怪不怪的日常風景；新冠病毒疫情肆虐，民間各族守望相助渡過難關，是「新常態」中不變的常態；二〇一八年後政局陷入動蕩，政權一再更替，首相再三換人，卻始終沒人囤糧防亂，一九六九年全國大選後那場五一三血腥沖突，幾乎不太可能重演。

然而，另一邊廂，上了年紀的世代總感嘆，從前不同族群在華人咖啡店同桌用餐的光景越是少見，敏感起來連非穆斯林售賣含豬肉的「椰漿飯」與「扁擔飯」都被視為冒犯或侮辱穆斯林食物之舉；社媒充斥族群、宗教等排他、偏激的仇恨言論，還有虛實參半的假新聞，用以鞏固對異族的刻板印象，並支撐建構在偏見之上的陰謀論。在這個背景中，多元族群政黨形象、立場模糊，以單一族群為主的政黨則相互攻擊、誇大抹黑政敵，把政治推向種族兩極化。

上述情景在同一個時空共存。不管哪個群體，面對這個看似不搭調的現象，都如是解套：若非政客煽動，民間基層各族相處其實融洽得很。但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來源：Elena Koshy／The Star）

對異族的認知：保守vs開明

首先要處理的是：我們對異族的認知。華社一直習慣用自身的宗教、文化、道德標準，將馬來人穆斯林歸類為「開明」與「保守」。隨手捏來，過去華社普遍認定將孩子送入華校的馬來人家長以身示範接受華教存在，因此是「開明」的（受過華教熏陶的馬來人華校生更不在話下）；一些人甚至認為，實踐伊斯蘭教義如戴頭巾、一天祈禱五次等是「保守」的（因為「堅守僵硬落伍的教條」）。

然而現實中，倘若一個馬來人穆斯林出身華校、口操流利華語，卻戴頭巾且一天祈禱五次——此穆斯林當屬開明或保守呢？倒過來，一個不執著於伊斯蘭教規，享受世俗生活卻反對多元源流教育的馬來人穆斯林，當屬保守或開明呢？

由此可見，「開明」或「保守」的分類，過於粗糙片面，不足以回應或解釋當下複雜的狀況。在身份認同政治的區塊裏，從族群、宗教、文化、語文、性別到性取向等，分歧無所不在，不能狹隘地僅僅從華社標準定義開明或保守——否則的話，馬來人穆斯林的思想言行就要變得跟華人、非穆斯林的一樣，才稱得上「開明」了。

玩味的是，換個角度，若馬來人穆斯林也僅從自身視角評斷——什麽樣的華人才算「開明」呢？會不會是大力擁抱伊斯蘭的鄭全行（Ridhuan Tee），抑或全情投入擁護國民教育源流（排斥多元源流教育）的張國祥教授（Professor Teo Kok Seong）？然而，這二人予華社的印象，與茜蒂卡辛（Siti Kasim，華社眼中「開明派」）予馬來人穆斯林社會的觀感一樣。

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本地華人不會要變成鄭全行或張國祥，大多數馬來人穆斯林也不會以茜蒂卡辛為學習榜樣——如果華人因馬來人沒變成茜蒂卡辛而將之標簽為保守，而馬來人則因為華人沒有變成鄭全行或張國祥，而將華人標簽為保守——這個社會的開明派在哪裏呢？

（來源：The Star）

日常生活與選政府標準有別

當我們意識到「開明」、「保守」標簽的局限、自己對友族的認知存在誤區、缺陷，以及彼此對開明與保守定義的迥異分歧後，就比較可以解釋前言提及的「不搭調的現象」。一個在你車子拋錨時替你推車、換胎的友族，未必就支持政府承認統考文憑；一個送孩子就讀華校的穆斯林，亦可能同時對清真食物有嚴謹的要求；一個願意伸出援手救濟窮困華裔家庭的馬來人，未必支持廢除《聯邦憲法》中的土著特殊地位；一個不守齋戒、享受世俗生活的穆斯林，或許會在民調卷上「同意鞭刑性少數群體」的選項旁劃勾。

在華社的邏輯裏，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立場與性格。然而，當我們意識到現實的複雜、一個民族的思想光譜之寬廣、個人在日常生活與國家政策層面不同的考量與抉擇，就比較能夠解釋這個看似不搭調的存在。在日常生活層面，一個人可以基於人道、憐憫、博愛等精神，對異族鄰居、同事、陌生人關愛友好，卻始終放不下焦慮，擔心自己的族群無法在這片國土上當家作主；一個人可以擁抱多元，卻同時希望自身的文化、語言、宗教、族群能占據主導地位，引領百花齊放的社會。一句話，助拋錨司機一臂之力，與投選左右民族命運的政府，是不一樣的考量——在這裏，惻隱之心與防人之心可以並存，沒有違和。

無法厘清這個複雜、細微的狀況，常常讓華社判斷失誤——這一廂因為無法深入理解馬來人在政治上的選擇，簡單粗暴地斷定選舉結果驗證了自己對異族的想像，於是把不滿與怨氣宣泄在日常生活中，讓偏見與仇恨循環；另一廂因為自己與馬來人穆斯林朋友日常生活中互動良好，卻發現善良熱情的對方，在一些議題上傾向自己認定的「保守」，因此心生絕望與無力感，認定改變已不可能，處心積慮遠走高飛。

（來源：FMT）

路在何方？

這樣談下來，族群關係是變好或變壞了，是更融洽或更尖銳了，恐怕沒有簡單的衡量標準，也不是yes或no的答案。在不同的時代階段、在不同的生活層面，有不同的選擇考量。如果出走不是我們的出路，則我們必須思考如何走下去。以下粗略建議三點工作方向：

一、改變對友族的認知：拋開舊有「保守／開明」的二分法，更深入理解馬來人穆斯林社會內部的細致差異，認清現實、鑒定導因，不做不切實際的想像與期待。舉例：穆斯林對清真飲食要求更嚴謹不意味著「保守」，更非其背後「一條龍的假設與推論」，例如來自郊外鄉區、經濟水平低落、資訊不流通、知識水平不高等。

相反的，它可以是來自知識、經濟水平偏高的城市一族——恰恰因為具備經濟與知識條件，於是自覺更有義務遵守清真規範。（吊詭的是，在一些偏離城市的鄉鎮，由於小地方人與人之間情感深厚、信任牢固，對異族準備的食物反而無戒心或猜忌。）

二、消除仇恨：隨著念華校馬來人穆斯林日益增多，加上社媒應用程序具備翻譯功能——馬來人要閱覽華裔在社媒的討論，已非難事。捫心自問，以當下華裔網民在社媒公開的留言，馬來人穆斯林網民看懂後會做何感想，可想而知。類似對友族的偏見與謾罵，只會激發更多仇恨，甚至上升到對「華教產品素質」的質疑，加劇馬來人對華教的反感，加強馬來人對建立單元源流學校的決心。

華教乃至華團組織或可考慮在華校與社團之間發動「停止散播偏見與仇恨」運動，培養社會同理心、換位思考，教育大眾當一個成熟且負責任的社媒使用者、公民，謹慎發言，切勿輕易聽信與轉發來歷不明、未經證實的消息。

三、建立信任：〇〇後世代，既未經歷一九九八年的「烈火莫熄」時代，也趕不及參與二〇〇七至二〇一六年間舉行的淨選盟（BERSIH）街頭集會，政治啟蒙期不巧落在二〇一八年五〇九改朝換代後的動蕩期——政壇充斥投機與背叛，族群宗教政治炒作到極致後，就上演「喜來登奪權」，然後進入「新冠病毒疫情」封城控管時代。新生代多是隔著屏幕在虛擬世界建立關系，缺乏人與人之間實體互動建立的信任，於是容易受輿論風向左右，對異族產生猜忌與懷疑。

隨著疫情退潮，民間組織有必要重建實體（面對面）互動關系，加強溝通與交流，破除族群刻板印象與偏見，就爭議課題打造共識，在關係中建立信任。須知，信任是族群關係穩定的基礎，失去互信，任何關係即變得脆弱，一碰就碎。華社有必要針對特定課題（尤其是身份認同政治）梳理華社／華團看法，以馬來文發表，與馬來組織代表坦誠對話交流——讓華社的討論進入馬來文輿論的公共空間裏。

林宏祥	前新聞從業員，曾任《獨立新聞在線》馬來版主編，現為大同工作室（SAUDARA）執行主任。編著有《馬來西亞大崩壞：從1MDB看國家制度腐敗》、《Tsunami Cina: Retorik atau Realiti?》。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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