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BERNAMA／FMT）

馬共的歷史、馬共鬥爭、馬共的世界，之於書中的各篇小說作者，可能是親身體驗，曾經是他們的環境世界，可能是深埋潛意識的集體記憶，可能是後記憶，敘述父親母親輩的故事，也可能是耳聞傳說，或者是幻設或想像。文學總是在重寫歷史，小說文本所重寫的馬共與歷史，不必然是那支長征馬泰邊境的馬來亞人民解放軍的正史，更不須為官方版本的馬共歷史背書，而是對自身環境世界的多種想像，那個環境世界，才是每個人的不同的，此時此地的，現實。

【文／張錦忠】

漢素音（Han Suyin，又譯韓素音）的英文長篇《餐風飲露》（And the Rain My Drink）出版於一九五六年，那是我出生的年代，兩年後，一九五八年，李星可的中譯本出版（許多年後我才發現那其實只是上卷），那時馬來亞已獨立，緊急狀態雖然還沒有結束，但是馬來亞共產黨人的游擊抗爭對初建新邦的威脅顯然已無關大局了。此後經年，馬共在大部份半島的空間，其實是「缺席的在場者」——一個遠方雷鳴的譬喻。馬共之於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就像一道歷史的魅影，誠如本書編者之一黃錦樹所說的，「畢竟那是太過接近的歷史。看不到，但它還在」。一直到一九八九年，馬共跟泰國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和平協議，倖存者返回社會（有些人繼續留在勿洞），才結束了長達五十年的武裝鬥爭，成為馬來西亞史或亞洲冷戰歷史的一個註腳。從一九三〇年馬來亞共產黨成立算起，那是一場漫長而未竟的革命，一九八九年寫下的，正是馬共的「夕陽之歌」。【註一】

對許多或可以籠統稱為「獨立世代」的星馬華人，他們歷經日侵、和平後英殖民政府重返、緊急狀態、馬來亞獨立、馬來西亞成立、新加坡獨立、種族分化政策、五一三事件、以及以新經濟政策之名的種族政治，他們是冷戰的一代，也是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受害者，馬來亞共產黨及其鬥爭志業，幾乎是他們的生命經驗的投影，但不完全重疊；星馬華人也有不同背景，不同教育背景，他們的父輩用不同的方式追尋自己的國家，也歷經不同的挫折與理想的幻滅。馬共在日據時期的抗爭、與英殖民政府在戰後短暫共存，固然有其不可抹煞的歷史意義，但在華玲會談破局、馬來亞獨立建國之後，部隊被迫退守馬泰邊境叢林，武裝鬥爭已屬局部性了。

在一九八九年之前那三十年，特別是六、七〇年代，經過緊急狀態以來新村迫遷計畫與剿共行動之後，儘管馬共武裝鬥爭對政府已沒有重大威脅，但左右陣營的思想鬥爭並未稍減，意識形態之爭更是冷戰時代的主軸，加上北方中華人民共和國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美國越戰的敗退，左翼聲勢並不小。馬共設在湖南的「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繼續對馬廣播，鼓吹解放馬來亞，直到一九八一年六月才停播。這樣的時代現象與氛圍，多少也反映在星馬華文圈及其文藝思潮，遂有獨立以來的社會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對壘叫陣。那個一九四八年緊急狀態前夕回應「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的「此時此地的現實」的口號，更可視為社會現實主義馬華文學的宣言。

（來源：星洲日报）

一九八九年以後，馬共前幹部或領導人紛紛撰述回憶錄，總書記陳平口述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先印行英文版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2003），後來推出中譯本（2004）；這一批回憶錄當然是馬共研究與論述的重要文獻，有助於馬共史的書寫。馬共迄今無史，或不可能有史，早有論者述及，但無論如何，這些文獻所代表的，就是馬共「官網」所呈現的「我方的歷史」，儘管馬共其實並不止一方。另一方面，以「此時此地的現實」為文學綱領的馬華書寫在過去不算短的一段時間，除了雜文式的論爭文字以外，並沒有產生多少值得流傳的經典之作，更鮮少觸及馬共的叢林鬥爭或生活，當然，在一九八九年以前，那是政府官方的政治禁忌。

換句話說，在文學場域，一九八九年之前那三十年，恰恰是《餐風飲露》、金枝芒的《饑餓》（1960）之後的三十年，而馬共小說幾乎是空白，以致我們在論述馬共小說時，還是得回到漢素音與金枝芒那遙遠的開端（儘管是「缺席的開端」）；他們比我們距離歷史現場更近。一九八九以後，我們有小黑的《白水黑山》（1993）、駝鈴的《硝煙散盡時》（1995）、張貴興的《群象》（1998）、賀巾的《崢嶸歲月》（1999）、《巨浪》（2004）與《流亡》（2010）、丁雲的《赤道驚蟄》（2007） 、黃錦樹的《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2013）、《火，與危險事物》（2014）與《大象死去的河邊》（2021）、梁放的《我曾聽到你在風中哭泣》（2014）、海凡的《雨林告訴你》（2014）與《可口的饑餓》（2017），以及黃錦樹、梁放、黎紫書、李永平、張貴興的許多小說集中以馬共或砂共為題材的作品。漸漸地，相對於其他題材、主題或模題的馬華小說彙編或文庫（repertoire），「馬共小說」也有相當的規模，甚至一枝獨秀了。

一九八九以後，這一批馬共成員的回憶錄、自傳或口述歷史，以及漸漸冒現的以馬共為題材的文學創作，連帶產生這樣的問題——甚麼是馬共書寫？甚麼是馬共小說？黃錦樹與我編《夕陽之歌：馬共小說選》難免也要面對這個問題。早在九〇年代，究竟是馬共書寫還是書寫馬共，就已眾說紛紜。論者議論的是所謂「馬共書寫者」的身份，究竟是馬共內部或外部人，還是任何書寫者，只要書寫馬共題材，就是馬共書寫者？至於體式或體裁問題，馬共成員的回憶錄算不算馬共書寫？還是只有創作文類才算馬共書寫？關於「馬共書寫」，學界較常引用的界定來自潘婉明二〇〇九年底發表的會議論文〈文學與歷史的相互滲透：「馬共書寫」的類型、文本與評論〉，她認為馬共書寫應該：

以馬共人物或戰鬥爲故事背景、以歷史爲創作動機、遵循現實主義文藝教條，以及必須是文學創作；這些作品最好能體現組織的運作、政治决策及思維，能刻劃人性及臧否人物，其內在精神需反映一個時代／世代的歷史意義和生活面貌，也能透露不同陣營的策略、認同、心態和處境，等等。【註二】

▲《夕陽之歌：馬共小說選》封面。（來源：有人出版社）

潘婉明的「馬共書寫」定義是規範性的，以背景、動機、教條、文類為準則，符合這些準則的文本就是馬共書寫，不符合則非。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界定提到兩點：一為現實主義，二是須為創作。換句話說，馬共回憶錄紀實，不是創作，所以不能算是馬共書寫。現實主義呢？黃錦樹那一系列的小說，多偏離傳統定義下的「現實主義」，顯然不符「現實主義文藝教條」，所以也不能算是馬共書寫吧。

黃錦樹也是一九九〇年代以來「馬共書寫」在冷戰研究脈絡下建制化的參與者或見證者，他在本書的〈序〉簡單直接地說，馬共小說就是「與馬共有關的題材的小說，不管作者在馬來亞共產黨內部還是外部。⋯⋯文學品質還是得優先考慮的」。其實，他在二〇一四年的〈衣以風，飲以雨：馬華文學與馬共小說〉講稿中，就已清楚界定甚麼是「馬共小說」了：

所謂「馬共小說」，不過是以馬共題材（馬共游擊隊的活動，以馬共成員爲行動者、那場革命的效應或傷害）爲主體的小說作品。就文學而言，那不過是諸題材的其中一種，作爲小說，它必須滿足文學的基本要件。【註三】

在這篇論文裏頭黃錦樹相當全面地盤點了從《餐風飲露》到《火，與危險事物》（因為論文寫於二〇一四年）所有值得討論的馬共小說。從二〇一四年到二〇二二年，時間又過了八年，馬共小說文庫的量，顯然也隨著時間而增加，包括黃錦樹自己的《大象死去的河邊》——我認為那是他迄今最成熟的作品。

這篇編輯後記以「一九八九年以後」為題，因為一九八九年是馬共書寫的歷史分水嶺。在一九八九年之前，馬共書寫，直接書寫馬共者，當屬內部人、軍中作家如金枝芒者，或對馬共歷史與動態相當瞭解者如漢素音，外部人的文學創作凡涉及馬共者，必定隱晦朦朧，要不就是呈現刻板印象，或在有意無意間附和了官方說法。一九八九年之後，如前所述，一方面多了很多馬共成員的回憶錄、自傳或口述歷史，另一方面馬共小說彙編也漸漸成形，馬共內部人如賀巾、海凡，非內部人如黃錦樹更爲馬共寫了不止一卷小說集，顯然這些創作者面對的問題是，何以要書寫馬共？

▲馬共小說選兩位編者的相關論述收入此二論文集。左為《查爾斯河畔的雁聲》；右為《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來源：作者提供）

不過，這個問題也可以換個提法，馬華文學何以要書寫馬共？我認為馬華文學，特別是擺在一個華人史結構或脈絡的馬華小說，面對家國歷史與華人身份的「一個大問題」，始終有其值得探討、思索的無止境空間。下南洋、日侵、英殖民統治、緊急狀態、獨立建國、馬共砂共、五一三事件、烈火莫熄……，歷史以各種事件之名存檔、終結，然而我們對歷史與記憶的詮釋、家國想像並沒有終止，也不可能終止，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記憶、想像、視野與詮釋（也許還有「再現」，如果還有「再現」這回事的話），家國敘事方能代代繼續下去，小說不管如何書寫，在哪裏書寫，總是繞不開這個歷史叢林沼澤地。歷史的陰影總已如魍魎般投影在個體的日常生活與現實，形成其「環境世界」（Umwelt）。書寫其實就是在回應生活日常，這個現實世界，或環境世界。何以要書寫馬共，其實就是何以要書寫的問題。換句話說，對小說家而言。書寫的反思問題，首先不是「我為何書寫馬共」，而是「我為何寫作」？

我們編輯《夕陽之歌：馬共小說選》，也是基於這樣的文學與書寫理念。馬共的歷史、馬共鬥爭、馬共的世界，之於書中的各篇小說作者，可能是親身體驗，曾經是他們的環境世界，可能是深埋潛意識的集體記憶，可能是後記憶，敘述父親母親輩的故事，也可能是耳聞傳說，或者是幻設或想像。文學總是在重寫歷史，小說文本所重寫的馬共與歷史，不必然是那支長征馬泰邊境的馬來亞人民解放軍的正史，更不須為官方版本的馬共歷史背書，而是對自身環境世界的多種想像，那個環境世界，才是每個人的不同的，此時此地的，現實。

【註解】

一、這裏的「馬共」僅指馬來亞共產黨，砂拉越的共產主義運動另有其組織與歷史，一般稱為「砂共」其實是「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前身為一九五三年成立的「砂勞越解放同盟」，建有「砂拉越人民游擊隊」，一九七一年北加共成立，但一九七三、七四年陸續有領導率領部隊下山，一九九〇年北加共與砂拉越政府簽署和平協議，結束武裝鬥爭。收入本選集的張貴興、李永平、梁放小說中的共產黨人指的就是「砂共」。因此，相對於「馬共」指的是包括各派系的馬來亞共產黨，「馬共小說」是個廣義的泛稱。

二、潘婉明（2010）〈文學與歷史的相互滲透：「馬共書寫」的類型、文本與評論〉。徐秀慧、吳彩娥（編）：《「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叙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473；引者著重。

三、黃錦樹（2015）〈衣以風，飲以雨：馬華文學與馬共小說〉。《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臺北：麥田出版），340。

※作者按：文本為黃錦樹、張錦忠（編）《夕陽之歌：馬共小說選》[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23] 編輯後記。

張錦忠	馬來亞獨立前一年生於彭亨關丹。國立臺灣大學外國文學博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退休，目前為該系約聘研究員，研究議題多涉及離散論述與馬華文學。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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