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Malaysia Gazette／Syafiq Ambak）

馬來西亞或許從未像目前這樣，需要一個强大且堅定的政府帶領國家走出困境。疫情中舉行大選或將暫時結束政治亂象，但隨之而來的行政重組將嚴重削弱公共物品投放的領導力與執行力，再次打亂全民抗疫的陣脚。幾乎每次在大選動員出現的族群政治、選舉過程中防疫措施不當等諸多因素，若再次出現，必將把這個國家重新推進疫情的泥沼。如若慕尤丁治理得當，疫情是「危」也是「機」，重振經濟、防控疫情的全民共識有助於慕尤丁打造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聯盟與支持網絡。

【文／張淼】

一份從未曝光的議員名單，一場要挾未果的政治分家，一個未遂的緊急狀態，再次在政壇中激起漣漪。馬來政治版圖的重組讓人眼花繚亂，疫情不斷考驗著原本脆弱的經濟，此時內憂外患、四面楚歌的慕尤丁能够做些什麽？

恢復公共衛生安全與重振經濟乃是政府的當務之急。這兩項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有效供給作爲政權合法性的基本要件，可以最大程度上凝聚社會共識，促進國家建構的歷史進程。

公共物品的消費和使用上具有明顯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一些人對公共物品的消費不會影響也不會排斥另一些人對它的使用。人民對公共衛生安全和穩健經濟的嚮往，不分性別、族群、城鄉、階級，這種期待超越了膚色、語言、文化、信仰的差異。因此，有效且公平的公共物品供給有助於彌合政治分歧，幫助統治精英擴大政治聯盟和支持網絡，使政治支持跨越狹隘的族群和宗教邊界，形成跨越族群的全民共識與國家認同。

旅美學者趙鼎新在《合法性的政治》一書指出，任何一個政權的合法性無非來源於以下三種：程序合法性、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對於保守現實主義的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來說，公共物品的提供是績效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也是政權合法性最爲重要的來源。

通過「喜來登政變」上臺的慕尤丁政府，屢屢被詬病爲「後門政府」，本人也需時時安撫同僚的內部不安，且不斷接受來自安華的外部挑戰，「程序合法性」的缺失成爲慕尤丁政府最大的硬傷。

（來源：Newsy／LeeAnne Lowry）

馬來西亞獨立六十多年以來，國家建構（Nation building）遠未完成，族群關係在政黨政治中來回穿梭，被政客來回玩弄，我們全都深陷其中，無一幸免。在馬來政治版圖四分五裂的當下，政治發展全由政客的權欲與私利所牽引，沒有任何政治綱領和原則可言，喪失政治理性的政治游戲中，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更無從說起。

在「程序合法性」與「意識形態合法性」雙重缺失的背景下，慕尤丁政府只能另闢蹊徑——通過提升公共物品的提供能力來構建績效合法性。在沒有政治原則、全是個人私利的政治亂象中，與其被困在政黨政治的泥沼中止步不前，不如致力於提升施政的專業能力，讓提振經濟與抗擊疫情成爲一種實用主義的政治「綱領」。

公共物品的創造與投放需要一個持久且穩固的官僚系統來支撑，一個臃腫且羸弱的內閣無法保證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若政治精英執意通過恩庇關係和政治分贓來維持政府治理，不但削弱了國家公平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更是錯失了鞏固統治、療愈國家的大好時機。

這個國家或許從未像目前這樣，需要一個强大且堅定的政府帶領國家走出困境。疫情中舉行大選或將暫時結束政治亂象，但隨之而來的行政重組將嚴重削弱公共物品投放的領導力與執行力，再次打亂全民抗疫的陣脚。幾乎每次都會出現在大選動員中的族群政治，選舉過程中防疫措施不當等諸多因素，若再次出現，必將把這個國家重新推進疫情的泥沼。

如若慕尤丁治理得當，疫情是「危」也是「機」，重振經濟、防控疫情的全民共識有助於慕尤丁打造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聯盟與支持網絡。林宏祥在〈五〇九後的馬來政治：分裂、整合、重組〉精彩地點出，後五〇九時代的馬來西亞正在探索建立一種新的政治模式。而我想，在對一個多元共處、差異共存的政治方程式的尋找中，公共物品提供或許可以成爲其中一個最大公約數。

現在行動，爲時不晚。

【推薦閱讀】

趙鼎新，《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臺大出版中心，2017。
Andreas Wimmer, Nation Building: Why Som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while Others Fall Ap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張淼	中國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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