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圖書館在二十世紀的馬來民族主義中扮演重要角色，馬來知識精英當時已有現代圖書館的雛形構想，相當重視這個知識機構。國家語文出版局圖書館，或後來的馬來資料中心正是在建國思潮中被提出來，並以一國之力落實、推動。從柔佛入駐吉隆坡，從小建築搬進富麗堂皇的大樓，幾番變遷與風雨，宗旨始終如一，就是把馬來語文從特屬某個群體，擴大成全民所有。該局創設後有個響亮的口號「語言是民族的靈魂」，稍微改動，把靈魂置換成幽靈，也無不可。

【文／吳小保】

今年6月進入復原式行管令後，暮氣沉沉的馬來資料中心（Pusat Dokumentasi Melayu）竟然沒有打算與各行各業一起恢復正常運作。經過二次延遲後，館方告知必須等到10月該中心才會為讀者提供借閱服務。

當臨近的幾間圖書館早已照常開館，這個附屬於國家語文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DBP，上圖）的圖書館卻行動緩慢如龜，托詞說是配合政府的復原行管令暫時關閉服務櫃檯。然而，閉館防疫的舉措對一個幾乎無時無刻都冷冷清清的圖書館，究竟有多大意義？

這麼說來，難道暫停提供服務的真正原因不是疫情，而是冷清？

查看歷史，馬來資料中心前稱語文局圖書館（Perpustakaan DBP），1993年8月該館升格為資料中心，其宗旨不外是提升馬來語文在國內、國際的地位，建立以馬來語文為核心的大馬國族。易言之，它乃馬來人語言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物，反過來，同時也推動著該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

馬來人的現代語言民族主義之起源應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當時已有知識份子提倡知識文化變革。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是1888年在柔佛創立的語言知識教學聯盟（Pakatan Belajar Mengajar Pengetahuan Bahasa，下稱語盟）。這個組織的創立跟柔佛王朝展開現代化或西化運動以抵抗英殖民主義的歷史背景有關。因此，它是整個現代化運動配套中的一個有機環節。其他改革包括政體、文官、經濟等領域的現代化，如改絕對王權為君主立憲、建立不講私人關係的文官體制、創設港主制度積累資本等。語盟則是馬來人精英在知識文化領域的一番奮鬥，期望提高馬來精英的學習與寫作風氣、吸納西方知識、打造馬來文為現代語文。

語盟與語文現代化運動

為推動語文現代化運動，語盟制定六大目標，如下：一、維護、完善化、現代化馬來文，以及維護爪夷文書寫系統；二、統一拼寫法與詞彙；三、創造新詞彙；四、透過座談會與研究推廣知識；五、出版期刊雜誌；六、創立圖書館。

這六大目標，前三項是對語言本體的規劃與管理，後三項則是語言知識的建設與傳播。比照1956年創辦的國家語文出版局（前身為附屬於教育部的Balai Pustaka，起源地同樣是柔佛），二者的目標，除了「爪夷文」已由「羅馬字母」取代（第三屆馬來語文大會議【Kongres Bahasa dan Persuratan Melayu (KBPM) Ke-3】決以羅馬字母為主，但不廢除爪夷文系統。這除了是要在國內更有效推廣國語，多少也是考慮到必須跟當時採納羅馬字母系統的印尼語文步伐一致有關），其他基本沒有什麼區別。

毫無疑問，圖書館在這上世紀醞釀而成的馬來民族主義中扮演相當重要角色。除了語盟，其他組織也嘗試創辦圖書館，如1930年代以檳城為起點並擴散到全馬來半島的馬來亞筆友會（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 Malaya，PASPAM），同樣也在其宗旨中提到要創立一所圖書館。以我目前掌握的資料，尚不清楚當年馬來先賢們倡議中的圖書館是否曾經存在、規模多大、具體又如何運作。但是，基本可以判斷，馬來知識精英至少在二十世紀初期就已經有了現代圖書館的雛形構想，且相當重視這個知識機構。這句話看來是廢話，誰不知道圖書館的重要性。但是，如果置放在圖書館史的發展脈絡來看，這樣的構想與理念並不是理所當然的。

▲ 吉隆坡書友會。（來源：Heritage Buildings of Malaysia／The Straits Times）

馬來亞的「圖書館」早在印度化時期就已經存在，當時這些「圖書館」隸屬於宗教或宮廷的藏經閣或藏書室，書本的知識由特定階層壟斷，平民百姓無緣接觸。迄至十九世紀，隨著英殖民主義在本邦的擴散，在檳城、馬六甲等地開始出現小型的、私人擁有的付費會員制圖書館，如檳城圖書館、馬六甲圖書館、吉隆坡書友會（the Kuala Lumpur Book Club）等。然而，由於種族、語言等因素，這些由歐人創辦的圖書館主要的服務對象是自己的社群，為滿足離鄉背井的人們對故鄉精神糧食的需求，大部分書籍都是海外運輸而至；被殖民者如馬來人、華人等都被拒於會員制大門之外。到了二十世紀初，隨著英語教育的普及化，思想觀念的轉變，才開始接受非歐籍會員。

這類圖書館的功能以休閒為主，館藏也以小說為多。由於營運困難，不得不仰賴殖民地政府的撥款。儘管如此，這並不表示政府對圖書館的建設有個明確的構想或藍圖。

書報社推動識字辦校

與此同時，南洋華社也在二十世紀初因應中國民族主義的浪潮而創辦書報社，先是在新加坡創立星洲書報社，之後在全馬遍地開花。這些書報社宣揚革命思想、推動識字運動，猶有近者甚至創辦學校。

▲ 美國新聞社圖書館。（來源：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Jack Birns）

概括來說，整個殖民地時代，大概是沒有知識普及化的必要，因此政府並未有一個妥善的圖書館發展藍圖；在當時，圖書館主要是靠民間自營。直至二戰結束後，本地圖書館的發展才略見起色。推動圖書館發展的因素有幾項，除了圖書館專業人士與團體，如馬來（西）亞圖書館協會努力奔走倡導之外，多少也跟時代背景有關。首先是1950年代形成的國際冷戰格局。美國新聞社（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USIS）為圍堵共產主義思想在馬來亞的散播，於1950年2月先在吉隆坡創立美新社圖書館，然後又在同年5月和1952年分別在新加坡和檳城設立圖書館，這些圖書館的特色是開放給所有人，而且不收會員費，其會員人數據悉相當可觀。除了創立圖書館，美新社也積極協助其他組織成立圖書館，包括提供資金、技術與書籍供應等。

▲《南洋商報》1957年6月16日，第十二版。（來源：林連玉基金）

其他在冷戰時期參與推廣圖書館的組織，包括英國文化協會（the British Council）、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馬來亞民眾圖書館協會等。

另一個推動圖書館發展的歷史因素是馬來亞獨立。建國後，一個由國家創辦的國家圖書館，以及相應的公共圖書館體系，才被提上日程。跟上述傳播反共思想、英國文化或美國文化等的圖書館不同，國家圖書館或公共圖書館被視為是塑造國民靈魂的機構，跟整個國家未來發展有密切關係。

從以上概述看，圖書館在不同歷史時期扮演不同角色、提供不同的功用。早期自絕於民眾的藏經閣或藏書室，其合法性建立在「人人不平等」的基礎上，故透過壟斷知識來鞏固自身階層的利益。到後來陸續出現的休閒或政治性質的圖書館，理論上開放給所有人——一些圖書館採收費制，一些則完全免費——因此是「人人平等」的體現。也因此，現代圖書館不僅有傳統的藏書、研究、展示的功能，同時也肩負知識平民化的責任。

建設圖書館完善民主制度

猶有近者，甚至有人認為圖書館之建設與一國之民主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化有直接關聯。1961年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協會主席陳秀錦發表〈書籍在建國中的重要地位〉的演講，提到：

現在的民主國家都認識到書籍不但有潛移默化個人性格的好處，還有移風易俗的力量，因此，一反過去專制獨裁者的愚民高壓政策，進而提倡教育，設立學校，使每個人民都有求智識受教育的機會，並普遍設立圖書館，因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基本原則便是人民參政，民主政治制度是否能順利成功地施行，人民的智識水準，對國家政策，社會各種問題的認識了解能力是很重要的，要做到這一層，便要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鼓勵人民多多閱讀報章、雜誌、書籍，圖書館就在這方面配合學校，成人教育機關，負起了建國中的社會教育責任，由圖書館供給人民免費閱讀圖書，而且極力使讀者得到各式各樣的書，真正成為全社會民眾的終身教育機關，不受年齡，性別，資格，經濟，地位等限制，人民能隨時隨地充實自己，討論思想國家各種問題，了解世界各國的動態與形式。（《南洋商報》1961年7月4日，第七版）

▲ 1960年起啟用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來源：Pinterest）

國家圖書館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人民」，它必須培育一國人民所應有的一切文化與政治素養，唯其如此，民主制度才能行之有效。另外，當時人們也意識到，圖書館不只肩負知識普及化責任，也包括維護思想自由的權益。換言之，館藏不可偏袒特定意識形態的書籍，如同當年一位讀者的看法：「……同時我認為圖書館對各種學派、各種思想觀點的學術書籍，也不應單從一些政治的理由而把它們『排斥』在圖書館外。」（《南洋商報》1960年9月8日，第十三版）。以當時的冷戰背景來看，文中所指無疑是共產主義思想。

然而，問題在於，這些來自不同年齡、性別、經濟地位、政治立場的人，為何可以被概括在「人民」的身份中？答案是，因為他們共享一個國族身份。而這樣的國族身份，被預設有著共享的歷史、文化與共同溝通語。換言之，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同質」的。因為身份上的共同性，都是自己人，因此才有平等待遇。

然而，馬新兩地的多元語言文化現實，在在挑戰這種建立在「同質」概念上的平等。在共享的元素之外，少數族群也在爭取自己的文化認同，以便建立一個立基於「差異」概念的平等。這種差異的認同，對圖書館的挑戰是，上至藏書必須符合馬來西亞多語言文化的現實，下至入館服裝與行為規範等等，統統都是身份政治的範疇。

必須指出，圖書館不見得就必須臣服於民族主義的邏輯。君不見社會上有許多不同性質的圖書館，如社區圖書館、大學圖書館、教會圖書館等。但是，作為一個隸屬於國家的圖書館，尤其是在獨立初期，很難免會被賦予塑造國民身份，甚至維護民主價值的責任。

▲ 水彩畫下的國家語文出版局外觀。（來源：Pinterest）

用國力落實語言民族主義

國家語文出版局圖書館或後來的馬來資料中心正是在上述建國思潮中被提出來，並以一國之力落實、推動。從南部（柔佛）入駐中原（吉隆坡），從小建築搬進富麗堂皇的大樓，幾番變遷與風雨，它的宗旨始終如一。也因此，它的挑戰也未曾改變，那就是，該如何把馬來語文從特屬某個群體，擴大成全民所有；並進一步地把它建設成強大的國語。而這不僅是把它建構成有用的知識語言、商業語言而已，還必須建立語言認同。而這些任務，獨立建國迄今都無法達成。於是，馬來文作為國語，僅僅是個弱勢的國語。

以我個人在該資料中心跑動的經驗，幾乎難見非馬來人讀者。說得更直接，幾乎連馬來讀者也少見。冷冷清清。偶爾見到一二人在閱報，似乎也是自己的員工。但本地閱讀風氣本來就不盛，此乃非戰之罪。比較不能忍受的是管理亂序，常發生系統裡有的書卻找不到的問題，或者書沒有按號排序，苦了找書人。這可能僅僅是我個人的遭遇。但是，那種「冷清」，著實給我特別深刻的印象。

國家語文出版局創設後有個響亮的口號，「語言是民族的靈魂」（Bahasa Jiwa Bangsa）。稍微把它改一改，把靈魂置換成幽靈，也無不可。幽靈，不正聚集在語文局隔一條馬路的墳墓區？再隔幾條大馬路，就是華社「族魂」林連玉墓園所在地了。更有趣的是，語文局附近就是林連玉基金辦公室，那裡有個林連玉像，遙望著對面的默迪卡體育場。

彷彿一切都注定了，民族主義者的幽靈必須聚集在這一區。

吳小保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業餘者（Amateur）成員，與朋友一同營運「亞答屋84號圖書館」。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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