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Time Magazine／Gilles Sabrié／The New York Times／Redux）

在傳統做法裡，一個病患是透過回憶與口頭描述，向國家機關提供所有相關資料，這種方式存在著準確度與欺暪的可能。我們會同意，一般民眾不能基於資訊透明性的理由，以人肉搜索的方式揪出病患並將所有資訊公開，這肯定是侵犯了個人隱私。從中韓兩國的做法可見，這些資訊科技不僅產生強大的力量，同時也產生巨大的爭議。國家機關繞過了病患本人，透過其他資訊管道來蒐集病患的資訊，這些資訊的準確與細緻程度極高。它不僅掌握了這些資訊，也將這些資訊公開至某種程度的隱私。

【文／陳鳴諍】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自今年一月成為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以來，如何有效地抑制病毒傳播已經成為一個棘手問題。在資訊科技的年代，或許唯一能追上病毒傳播速度的也只有資訊本身。事實上，一則有關病毒的假新聞的傳播速度比病毒本身的傳播來得快（或許也可以反過來說，阻斷假新聞的傳播比抑制病毒的傳播來得更加困難）。對於病毒的傳播速度有多快，科研人員可以根據所蒐集到的數據來追縱病毒的傳播途徑，還能模擬並預測傳播的變化趨勢。

因此，資訊科技在這次公共衛生危機之中成了一個強大的工具。這幾個月裡，我們已親身感受到資訊科技對人類生活各方面的影響。然而，若要用資訊科技來抑制疫情，首先將涉及資訊的公開（openness）與透明性（transparency），當中也會涉及個人隱私（privacy）的問題。我們在討論這些問題時，應該清楚地區分出不同情況，不應該以和稀泥的方式將所有例子都混在一起談。

關於資訊公開與透明的典型例子包括中國與印尼刻意隱暪疫情。早在2019年十二月，武漢當局刻意隱暪資訊，並以散播假新聞的罪名法辦追究吹哨者，如今已有多位高官因此被問責而丟官。同樣在今年三月，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也承認，當初為了避免國人產生不必要的恐慌，而選擇掩蓋實際疫情。

這些例子讓我們看到資訊透過性對公共衛生議題是何其重要。涉及公共利益與人命時，資訊透明性強調，大眾擁有知情的權利，以便能獲得準確的資訊。資訊的公開透明不僅對一般大眾重要，對其他國家也很重要。當一國爆發疫情時，其他國家也有權利獲得相關的訊。當一些歐美國家指責中國公佈的疫情資訊不夠完整，不愿意提供更多詳細資料時，這也是意指它公佈的資訊不夠透明。

（來源：Abacus／Handout）

個資保護科技 與隱私界限受爭論

如果進一步深入到個別的細節之中，會發現有些資訊屬於可公開的範圍，有些則不，有些充滿爭議，這形成了一道光譜。例如：人們天天都在關心的數字是當日的確診、治愈與死亡人數，這些皆屬於可公開、且必須公開的資訊。一名確診病患的個人資料不應該被公開，它不屬於資訊透明性保護的範圍。除此之外，還有些例子充滿爭議，如：該確診病患受感染到確診期間的行動史是否應被公開。

我們可以從許多媒體報導得知，中國、韓國為了有效地嚴控疫情惡化，開始利用大數據與資訊科技的便利來管控疫情。在中國，社會信用系統（social credit system）多年以來已建立起相當大規模的數據資料庫，政府可以迅速利用既有的數據資料庫來追縱疫情的勢態，同時回溯病患的所有行動史與接觸史。早在今年一月，這些數據資料庫就成了一項強大的工具，以防堵疫情的擴大，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公開這些資訊（將病患匿名的方式）供大眾檢閱。由於境內各個地方施行全封閉與半封閉的管理模式，中國政府在二月還推出了手機健康二維碼通行證，只有獲得綠色健康碼者才能進出本身的社區，以管控人們在社區的流動。

中國疫情在三月後開始緩和下來，這除了歸功於國家調動各種資源所展現出來的執行力，也得益於對各種資訊科技數據的運用。這些數據資料庫是建立在社會信用系統的基礎上，而社會信用系統能做到個人的監控（包括利用人臉辨識系統全天候追縱每個人的一舉一動等）。對於強調個人隱私者而言，這是一種難以接受的做法。批評者認為，個人隱私包括疾病史與行動史，屬於不可公開的資訊。將一個人的健康狀況記錄在手機二維碼，或公布其行動史，都在迫使一個人公開本身的個人隱私。

（來源：The Conversation／Yonhup／EPA）

科技防疫措施 定位監控殊途同歸

疫情爆發後，韓國也迅速利用大數據來防疫。由於吸取過去非典型肺炎（SARS）與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疫情（兩者同屬於冠狀病毒家族）的教訓，韓國已建立起一套相當成熟的防疫機制。為了讓防疫機制和大數據能在民主體制發揮效用，並且具有合法性，韓國通過立法允許政府在國家發生公共衛生危機時，透過各種管道獲取必要資訊。一旦危機結束，政府將不得再使用任何管道獲取資訊。因此，韓國政府在防疫期間能從金融、電訊與網路公司獲得確診病患的詳細行動史（包括其行動的時間與地點），同時以也病患匿名的方式公開所獲得的這些資訊，讓社會大眾隨時可以查閱，以確定自己是有被感染的風險。對於需要被隔離人士，政府則可以透過手機的全球定位系統掌握其行縱，以確保對方遵守隔離期間的各種規定。

在傳統做法裡，一個病患是透過回憶與口頭描述，向國家機關提供所有相關資料，這種方式存在著準確度與欺暪的可能。我們會同意，一般民眾不能基於資訊透明性的理由，以人肉搜索的方式揪出病患並將所有資訊公開，這肯定是侵犯了個人隱私。從中韓兩國的做法可以看到，這些資訊科技不僅產生強大的力量，同時也產生巨大的爭議。國家機關繞過了病患本人，透過其他資訊管道來蒐集病患的資訊，這些資訊的準確與細緻程度極高。它不僅掌握了這些資訊，也將這些資訊公開至某種程度的隱私。

筆者並不確定，馬來西亞目前是否有能力用大數據來蒐集這些資訊，抑或依然停留在傳統模式。然而，一旦國家機關能正當地積極介入，透過大數據來掌握一個病患的各種資訊，又或者將這些資訊公開，則屬於道德問題。

陳鳴諍	國立臺灣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現為馬來西亞民辦學院兼任講師。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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