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The Guardian／Fazry Ismail／EPA）
雖然行動管制令只是暫停了常態生活，並不會永遠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大家可以藉此想一想，資本主義社會到底對我們造成怎樣的身心制約。我們常常抱怨工作和現實的殘酷，但如果一旦失去了它，你有能力應付失去它的挑戰嗎？我不認為認清自己習於服從體制的事實是要你停止抱怨，正好相反，認清事實的目的是要反思常態生活的制約，反思自以為自由的錯覺，並重新檢討過去高度依賴現有體制的生活方式，為未來更多不可預期的全球化災難，做好逃跳脫體制的準備。
【文／曾麗萍】
馬來西亞因應疫情而頒布的行動管制令為期一個月，目前已過了三個星期，不排除下來或有延長的可能性。大部份人都停止上班和上課，被迫待在家裡被限制外出，常態生活如同被按了暫停鍵，世界彷彿停止了運轉，經濟生活首當其衝遭受沉重打擊，人們的生活形態也被迫重新調整，同時也需面對心理上的調適。
由資本主義驅動的世界，經濟無疑已成為全球疫情擴散下的重要議題，階級已無法成為衝量個人影響程度的主要判準。許多領日薪的底層階級在此期間成為疫情的經濟難民，但小企業經營者也很可能被迫停業而面臨破產，而領月薪的上班族也面對薪資遲發或公司倒閉的風險。當然，也有不少中產階級並未承受經濟壓力，他們仍然領著月薪甚至在家工作，他們表面上最大的苦惱是下一餐要吃什麼、如何讓小孩在家學習、如何耐著性子不和另一半吵架等等。
但不管經濟上的幸或不幸，常態生活的全面暫停，行動被嚴格限制，所有人都成為了疫情下的不自由人。這種不自由的狀態或是暫時性的，而例外狀態雖然賦予國家機器對人身自由的過多限制，人們仍應警惕公權力是否濫用權力對付「違規者」。但此議題並非本文重點，我點出這個面向是為了交代我對此有所警覺，因為以下要談的不自由狀態，恰恰是相對於上述的不自由——我要談的是，我們的一生都活在被體制安排好的不自由當中，人們在此例外的不自由狀態下反而意外獲得暫時脫離社會體制的自由，我們卻無能察覺。
（來源：「不知道要做什麼」
許多人在行動管制期間努力調整生活習慣和步調，就我個人的同溫層所見，我的城市中產階級朋友們開始在社媒分享每一天的菜色，他們在常態生活中總是忙於工作，平日多外食或外帶，很少在家煮食。在此非常態生活期間，被迫在家研究廚藝，除了三菜一湯基本菜色，也上網學習做蛋糕、甜點、麵包等等，居家生活看似充實有趣，但也打發不了突如其外的過多閒暇。
有一位老朋友就說，長時間在家使她坐立難安，「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感覺讓她感到焦慮，也越來越覺得生活空虛。處身網路時代，在家可以做的事很多，比如說閱讀、看電影、聽音樂、上網學種花、研究廚藝等，為什麼在此期間人們會感覺「不知道要做什麼」呢？為什麼「不知道要做什麼」又會產生負面的心理壓力，讓人浮現不踏實的空虛感、無所事事的茫然感，甚至動搖了主體認同和自我價值的肯認？
「不知道要做什麼」不一定是因為此人是工作狂，一旦被迫停止工作，就不曉得如何渡過閒暇的時光。一直以來，常態生活的閒暇時間是被社會結構安排妥當的，它是工作賺錢之後的補償，我們當然懂得享受工作之餘的閒暇小時光，通常通過消費的方式，比如和朋友到酒吧喝個小酒、到餐廳享受美食。但當下的我們處於非常態的閒暇裡，它取代了過去佔據生活重心的勞動時間，整整一個月佔滿我們的生活，而我們賴以消磨時間的方式——消費，也幾乎被喊停了。現在的我們徹底成為自己時間的主人了，卻發現自己根本不曉得如何成為時間的主人。
現代人視時間為自然之物，事實上時間是人造物，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擁有差異頗大的分配方式和意義。在古代農業社會，時間分配是依據自然界的變化，人們的生活是依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兩段式循環，藉四季和氣候變幻對生產的影響來定義時間。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時間依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分配，基本上被切割成三個區塊，以八個小時為一單位，分配著工作、與家人相處及睡覺的時間。這種分配方式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生活作息，但所有人的生活作息都被這種時間分配所影響。比如，一個上晚班的勞動者，就可能缺少了和家人相處的時間；一個工作時間不彈性的人，則難以到銀行辦理事務。
（來源：The Malaysian Reserve／Arif Kartono）
出賣勞動的人生
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作形態是出賣個人的勞動力和勞動時間來換取薪資，而薪資使你能自由消費，不但保障生存的需要，也能滿足物質的慾望。因此，人們每天按表操課，習慣了每天生活中的三分之一（或更多）時間不是自己的，而是賣給了老闆、公司或服務單位。當然，失去部份自由的人們不一定因此失去對工作的熱誠，仍然有不少人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但人們也就成為高度依賴社會機器運轉才知道要如何生活的人。
當機器停了下來，當我們減少了消費，當失去的自由暫時回到我們手上，除了出門，我們可以自主安排每一天的二十四小時，但我們竟然不知道要拿自由怎麼辦。你重拾那本永遠看不完的書、把沒有時間追的劇追起來，和沒有時間聯繫的朋友聊聊天，但你仍然期盼重回被工作和消費制約的常態生活，唯有那樣的生活才能給你保障。
這讓我想起一本書《跳舞的熊》，作者是波蘭的報導文學作家維特多·沙博爾夫斯基（Witold Szabłowski），故事背景是在保加利亞，那兒的吉普賽人有訓練熊跳舞的傳統，馴熊師把熊養在家裡，把熊的牙齒都敲掉，用酒精灌醉它們，用皮鞭命令熊為觀光客做各種奇怪的表演。
保加利亞在2007年加入歐盟，基於歐盟的保護動物條約，跳舞的熊也就不合法了。動保組織從吉普賽人手上拯救了許多熊，送往特設的中心教導熊學習如何像野生熊一樣行動和生活。這些重獲自由的熊，過去習慣了通過服從和取悅人類而獲得食物，當它們感到飢餓時就會用雙腳站立表演跳舞。即使動保中心的員工努力教導熊尋找食物的方式，熊仍然難以改掉跳舞的習性。
（來源：Daily Sabah／AFP）
自由的疼痛
作者其實是要藉由跳舞的熊的故事，來討論擺脫共產主義經歷第三波民主化的東歐國家，人民如何面對自由所帶來的挑戰，他寫道，「自由帶來新的挑戰，而他們未必知道如何面對，這些挑戰包括：失業、露宿街頭、資本主義。就像熊一樣，人人有時候也希望馴熊師會到來，把他們背上的挑戰拿走一些，至少讓他們的脊椎稍微輕鬆一點。」
雖然行動管制令只是暫停了常態生活，並不會永遠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大家可以藉此想一想，資本主義社會到底對我們造成怎樣的身心制約。我們常常抱怨工作和現實的殘酷，但如果一旦失去了它，你有能力應付失去它的挑戰嗎？我不認為認清自己習於服從體制的事實是要你停止抱怨，正好相反，認清事實的目的是要反思常態生活的制約，反思自以為自由的錯覺，並重新檢討過去高度依賴現有體制的生活方式，為未來更多不可預期的全球化災難，做好逃跳脫體制的準備。
 曾麗萍 |
馬來西亞前傳播科系講師，現為自由工作者。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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