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The Star）
不同立場的公民可以透過理性對話，在對話過程中，也不一定處於情緒化、緊張的關係，但基於不同價值和認知視角，不見得都能立即協商出彼此都滿意的結論。以承認獨中統考為例，華人文教組織曾與伊斯蘭友好協會（IKRAM）有過融洽的對話，仍無法取得共識。由此可見，公民對話並不是一蹴而就的。相互了解他人的價值，不代表本身就必須接受，但了解是對話的第一步。友族也可藉此機會傾聽華社的文化脈絡和生命故事，給予更多的同情理解。同情理解的對待方式是一種相互性的關係，適用於任何團體、身份的公民，若我們都能夠有著這份自覺，共同朝這個方向前進，相信一個良序社會（well-ordered society）所具備的公民文化就不遠了。
【讀者投書／陳康寧】
第十四屆大選之後，迎來馬來西亞建國以來首次政黨輪替，這段歷史也成為我國民主化進程的重要里程碑。馬來西亞雖然實行君主立憲制，具有民主的選舉過程，但由於過去六十年一直都是國陣執政，巫統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和強權領導的作風使得馬來西亞又被稱為威權體制。首次次政黨輪替，證明反對黨實際上也有執政的可能，對朝野的相互制衡無疑具積極意義。然而，這不表示民主化進程已臻完善，反之即將迎接新的挑戰。
臺灣是華人世界唯一的民主國家，早期在蔣介石的威權統治下，代表自由主義的哲學家殷海光積極推動兩黨制，到了2000年，民進黨結束了國民黨的長期執政，宣告了臺灣邁向新的民主化進程。在英國《經濟學人》信息社出版的《2018民主指數》，臺灣於亞洲排名第五，馬來西亞第八。儘管臺灣排名比馬來西亞前，但從2018年底的公投案來看，臺灣如今依然面對民主社會中的「價值衝突」（value conflicts），這對馬來西亞而言更是嚴峻的挑戰。
一個民主社會，在基本自由與權利的保障下，人民可以基於自身興趣、愛好、理性去追求的人生目標和生命價值，從而形成多元價值的社會。英國哲學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曾指出，人所追求的目標是多樣繁複的，我們無法用單一的標準尺度來衡量所有價值，也難以在不同價值裡作出先後排序，企圖用一種尺度來決定單一價值，只是否定了人類具有自由行為的認知。換言之，一個社會的不同價值，都應該受到平等的尊重。
（來源：Channel NewsAsia／MediaCorp／Amir Yusof）
理解公民群體內部差異
馬來西亞新政府上任後，部份國人開始質疑為何許多競選承諾無法兌現。人民對政府的質疑，就是公民對政府的質問，以爭取應有權利。但在民主社會中，還有一層很重要的關係：公民與公民的關係。不同群體的公民，會基於自身的價值與認同對同一議題有不同的看法。
馬來西亞是多元社會，不同種族、語言、宗教、生活習俗也體現出不同價值，這些不同價值導致國人在許多公共議題出現嚴重分歧，尤其反映在族群關係上。無論承認獨中統考文憑或簽署《反歧視公約》，都可發現社會上存在許多矛盾與對立關係。這也說明了，不同群體之間，其實還需要更多的溝通和相互理解。在《2018民主指數》裡，馬來西亞在「選舉過程及多元程度」、「政府功能」、「政治參與」、「政治文化」和「公民權利」五個評分項目中，分別獲得7.75分、7.86分、6.67分、6.25分和5.88分。換言之，馬來西亞除了在選舉制度和政府扮演方面有待加強外，公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文化亟需提升的。而政治參與和政治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培養公民意識、公民文化。
所謂公民意識，並非致力於讓哪個競選的政黨獲勝，而是深入了解民主價值在於落實自由平等，促進更多社會內部的深度對話。一個願意講理、傾聽的公民社群，會逐步形塑良好的公民文化。身為公民，當然有責任遵守國家政策、法令、制度，同時也有權利對相關措施表達意見，因此公民對於某項政治決定，不論支持或反對，其所提出的理由也須顧及其他公民是否也能接受，至少須讓對方有更多了解。依據柏林的觀點，不同價值並不具有共同的評價基礎，更不能用一方價值去衡量另一方的價值，用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的話來說，彼此是「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的。在這個意義下，有效的公民對話要如何展開呢？必須注意的是，不同立場的公民可以透過理性對話，在對話過程中，也不一定處於情緒化、緊張的關係，但基於不同價值和認知視角，不見得都能立即協商出彼此都滿意的結論。以承認獨中統考為例，華人文教組織曾與伊斯蘭友好協會（IKRAM）有過融洽的對話，仍無法取得共識。由此可見，公民對話並不是一蹴而就的。
（來源：Berita Harian Online／Saifullizan Tamadi）
聆聽理解是對話的要旨
不過，柏林雖然提倡多元價值論，認為不同價值不容易找到可共同評價的標準，但他並不是一個價值的相對主義者，反之認為人們可以透過想像和同情共感（empathy）的能力去了解他人的價值與歷史處境。相互了解他人的價值，不代表本身就必須接受，但了解是對話的第一步。一個人或某一群體所持的價值觀，跟他或他們所處的生活環境、歷史處境和文化背景息息相關，一個具有同情共感的深度理解，不僅只是在認知上了解到對方所提出的證據或理由而已，同時也必須體會到對方的情緒和整體感受，因為這些情緒和感受，會影響他們提出的證據或理由。從柏林的觀點來看，用我們自己的價值觀來評價別人，不以同情理解的方式看待他人是錯誤的。若公民可以了解到這一點，那麼對話的目的一開始就不是試圖說服，而是先傾聽和了解，唯有雙方都意識到這點，才能做到相互性的同情理解，有了確實的理解後，才能更進一步展開協商對話。
華社組織幾乎都要求政府儘速承認統考，但在馬來友族組織，即使是自由派的知識份子對此有相當的保留。作為華社的一份子，除了誠懇地邀請友族深入了解統考的重要意義外，也應去理解他們背後的擔憂，嘗試讓他們了解結果並非是他們所擔憂的。同樣的，友族也可藉此機會傾聽華社的文化脈絡和生命故事，給予更多的同情理解。同情理解的對待方式是一種相互性的關係，適用於任何團體、身份的公民，若我們都能夠有著這份自覺，共同朝這個方向前進，相信一個良序社會（well-ordered society）所具備的公民文化就不遠了。到時，政府也無法再用政治操作的方式去左右選民。
※ 陳康寧，馬來西亞華人、臺灣女婿，臺灣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專長領域是中國哲學，對文化、宗教、藝術、歷史等有濃厚的興趣，關心臺灣的主體性、馬來西亞的文化與教育的問題，也關注全球化、跨文化、世界文明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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