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者相繼提出「去殖民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時，新加坡政府卻反其道去擁抱殖民主義，還動用國家資源全方位支援「趨殖民化」的行動和意志。SG200的整體呈現，還是在一個「誌慶」遠甚於「紀念」的層次，官方的反省、思考和批判可以說付之闕如。反觀知識圈，學者在官方史觀的刺激下，可望展開更深刻的學術探索。新加坡政府是繼承殖民者的菁英政府，跟廣大被剝削、受壓迫的群眾基本上站在光譜的兩端。比起看清殖民者醜陋的面貌，菁英政府更多地受惠於殖民統治的遺產與遺緒。當殖民地的苦難沒有烙印在其繼承者的內心，「去殖民化」只是當時爭取政權的口號和手段。
【文／潘婉明】
新年伊始，新加坡的政治氣氛就很不一樣。政府趕在2月18日元宵前夕發佈今年度財政預算案，向國人大發利是，更彰顯了今年是大選年的預測。新加坡去年的財政盈餘為21億，政府擬撥出11億來支付「立國一代」（Merdeka Generation）配套和「開埠200周年紀念花紅」（Bicentennial Bonus）的各項措施和補助。
「立國一代」是繼「建國一代」（Pioneer Generation）之後的另一發明。2015年新加坡慶祝建國50周年時，宣佈凡在1949年以前出生並於1986年以前取得公民身份的國人為「建國一代」，可享有各項政策優惠。今年，政府再將為數49萬餘在1950年至1959年之間出生並在1996年以前成為新加坡公民的人士，以及1949年以前出生但早前沒有被納入「建國一代」的人士概括進來，使得這一連串政治及政策受惠者的年齡下降到現年60歲的國民。至於60歲以下及更年輕國民的利多，則以各項「開埠200周年紀念花紅」來施放。
重複國慶綁大選操作
政府將財政預算案與「開埠200周年紀念」掛勾，似乎有意重複SG50時國慶綁大選的操作。姑不論故技重施是否能產生相同效益，但執政黨挾施政之便啟動國家機器，動用財政及人力資源全力輔選，倒毫無疑問的。
（來源：8視界／陳韻兒、葉怡妗）
事實上早在2017年10月政府已經著手籌備SG200的工作，並於2018年元旦成立直接隷屬於總理公署的「新加坡200周年辦公室」（Singapore Bicentennial Office）。經過一整年的籌劃，並且在活動規模與規格「不超過SG50」的原則下，其成果終於在今年1月28日萊佛士登陸200周年的日子，呈現在國人眼前。
SG200的紀念活動將以多元形式接續展開。首先推出的是「萊佛士在東南亞」（Raffles in Southeast Asia）的特藏展、「照亮新加坡」（I Light Singapore）的大型燈光秀、持續全年的文化系列講座、新加坡人物傳記數據庫的啟用，以及其他陸續展開的社區導覽、藝術裝置等活動。其中「照亮新加坡」的演出地點遍佈市中心及新加坡河畔，這期間適逢華人新年，這類結合科技與聲光的大型展演確實為新加坡的天空增添了喜慶和風采。
然而五光十色之下，爭議悄悄漫延開來。分歧的意見源自於歷史，而「萊佛士在東南亞」首當其衝。這個在亞洲文明博物館展出的文物展，大部份展品向大英博物館借來，其中包括萊佛士當年在爪哇蒐集的面具、戲偶、劍刃、佩飾以及大型的佛像雕塑等等。這個展覽基本上沒有聚焦在新加坡，而是放大到一個東南亞的脈絡裡，文案裡也沒有突顯萊佛士的成就與貢獻，反而很刻意地提出「學者或無賴」（Scholar or Scoundrel）、「無情或正義」（Ruthless or Righteous）、「先鋒或抄襲者」（Pioneer or Plagiarist）、「植物學家或畜牲」（Botanist or Brute）等疑問來質疑萊佛士的高大形像。
就一個重量級的展覽而言，「萊佛士在東南亞」堪稱成功，我們也不能說策展人及有關當局沒有意識到「紀念殖民者」的爭議性與話題性。但很顯然，這些相對的詞藻和詰問姿態都是自我保護色，必要時可作危機處理、撇清立場的說詞，卻沒有更多地說明「紀念」這場「盛事」的正當性。
（來源：Objectifs）
紀念殖民者招致質疑
果不其然，馬來知識分子Alfian Sa’at （上圖前排右，檔案照片）在該展主辦的一場講座中當場發難。他批判亞洲文明博物館及其策展人為「殖民洗白」，不承認殖民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事實。他認為殖民的本質就是佔領和剝削，而不是文明的開展，但承辦單位把萊佛士這個竊據他人文化遺產的盜賊標榜為文明的推手，還把自己的角色包裝成批判者，沉溺在偽善和自我欺騙之中。
Alfian Sa’at隨後在臉書發表他的言論，經過網路媒體的報導，引起更廣泛的關注，也促使平面中文媒體刊登相關回應文章，指出該展呈現出與過去截然不同的面向，既不再突顯萊佛士的高大形象，也不乏對歷史的質疑和反思，試圖為「萊佛士在東南亞」的展覽「沒有謳歌殖民主義」背書和滅火。
Alfian Sa’at所帶出的「去殖民」反思是知識圈的反思，其實也是去年延續下來的話題了。當時政府如火如荼籌備SG200的活動，承諾不會規避殖民者的陰暗面，呼籲民間集思廣益，似乎也採納了一些建言，譬如改「慶祝」為「紀念」，對詞彙的使用也更謹慎。但最後呈現出來的結果卻是徹頭徹尾的新加坡一貫風格，節目繽紛璀璨，聲光華麗炫目，場面宏偉大手筆！這也就無異於「慶祝」了。
「殖民洗白」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儘管如此，這也不應該由「萊佛士在東南亞」或亞洲文明博物館單獨承擔。SG200的歷史敘事框架代表著官方歷史論述與立場，有關當局經過長時間的思索、策劃和佈局，結果卻以「趨殖民」的姿態拍板和定調，那麼作為活動之一的「萊佛士在東南亞」展覽，不過是貫徹了上層的意志。
「開埠」無疑是被殖民歷史的一體兩面，而且是具有正面意義的用詞。為此學者建議改採「登陸」，以降低肯定殖民者貢獻的意味。在這場去／趨殖民的爭辯中，主要表現在幾個論述上，包括個人貢獻論VS集體貢獻論、彌補左翼傷痕論，以及穿越時空700年的小漁村論。
（來源：The Straits Times／Lim Yaohui）
從個人推向集體貢獻
為了淡化萊佛士的高大形象，繼續一枝獨秀地聳立在新加坡河畔，政府特地建立另外四蹲雕像豎立在萊佛士雕像的周邊。為了呼應考古學者的發現，政府在紀念SG200的同時也刻意將新加坡歷史的可追溯期上修到700年。鑒於此，這四蹲對新加坡700年歷史具有代表性意義的雕像人選的年代跨度超過500年，他們分別是1299年建立「新加坡拉王國」的巨港王子Sang Nila Utama、1819年前往新加坡創業的陳篤生、同時代的馬來文豪Munshi Abdullah以及印裔富商Naraina Pillai。此前，萊佛士雕像還一度「消失」了，原來是裝置藝術家出的新點子，他將萊佛士「融入」和「隱藏」在身後的建築構圖裡，也很引起了一陣話題。
這正是想將個人貢獻論推向集體貢獻論的表現形式，塑造新加坡是由不同年代以來的不同群體不分懸殊群策群力共同建設起來的新敘事框架。然而，這其間有500年的斷裂沒有補白，所謂集體其實也僅以「大人物」概括。他們彼此之間毫無聯結，卻如眾星拱月般配搭和陪襯主角萊佛士，而以勞動者為核心的為庶民敘事沒有落實，更妄論左翼反殖鬥爭的貢獻。
新加坡不只有被英國殖民的歷史，更有被英國分裂的歷史。戰後重返馬來亞的英國殖民者先後成立馬來亞聯邦和馬來亞聯合邦，都將新加坡排除出去，使其行政地位「獨立於」馬來半島的架構，這也是新加坡這個自由港口跟半島的領土關係斷裂的肇端。當馬來亞在1957年獨立以後，新加坡仍孤身作戰，島內的反殖鬥爭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期間還經歷自治、合併、脫離的複雜過程，許多左翼、反殖人士也為此付出慘痛的政治代價。「開埠200周年」標誌著新加坡殖民歷史的開端，然而現當代的本土反殖鬥爭史及其鬥士卻完全沒有在這一波盛大的「紀念」中被提及。
至此，我們已看到SG200的平行時空。當學者相繼提出「去殖民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時，國家卻反其道去擁抱殖民主義，還動用國家的資源全方位支援「趨殖民化」的行動和意志。
（來源：趨殖有礙開埠史挖掘
早前「新加坡200周年辦公室」表示，SG200延續一整年的系列活動，目的在於鼓勵國人深入挖掘新加坡開埠前後的歷史，並通過這些歷史背景了解國家的發展路程。然而當小漁村論陰魂不散地自由穿越700年的時空，這個願望可能很難實現。2015年SG50時媒體大肆宣染的「新加坡從50年前的小漁村發展成國際都會」的神話還言猶在耳，今年搖身一變竟然早在200年前新加坡就已經是自由貿易港口了，甚至在700年前就有過繁華景象！
每個國家都有官方調定的歷史論述，但大部份民主國家在正統歷史論述之餘，允許其他立場也有自由發表的空間。新加坡對修正主義歷史的防範和戒心，固然有其政治繼承的原因，因為任何論述的鬆動和鬆綁都有可能影響到建國總理的歷史功過與定位，但這一類內在邏輯矛盾的說詞其實是可以避免的，政府無需引導，也沒有必要嚴陣攻防。
概括而言，SG200的整體呈現還是在一個「誌慶」遠甚於「紀念」的層次，官方的反省、思考和批判可以說付之闕如。反觀知識圈，學者在官方史觀的刺激下，可望展開更深刻的學術探索。新加坡政府是繼承殖民者的菁英政府，跟廣大被剝削、受壓迫的群眾基本上站在光譜的兩端。比起看清殖民者醜陋的面貌，菁英政府更多地受惠於殖民統治的遺產與遺緒。當殖民地的苦難沒有烙印在其繼承者的內心，「去殖民化」只是當時爭取政權的口號和手段。往事如煙，具逝矣。
 潘婉明 |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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