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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華興/從「馬共書寫」想起的若干問題

(來源:素材島

「馬共書寫」是按題材的書寫分類,僅僅是一種權宜性的標籤,對學術研究沒有太大的意義。更值得關注的是,馬華文學史上的左翼書寫/左翼文學在以馬共書寫爲名的討論下往往被否定和抹殺。馬華左翼文學的脉絡承自左聯時期的魯迅。魯迅的時代,大凡左翼作家都想創造英雄,惟對魯迅而言,並非必然。距今八十多年,魯迅對左翼寫作的觀點仍然非常適用。面對當前馬來西亞各種社會矛盾,如族群、宗教、性別問題和盜賊統治之間的相互關係,馬華社會的布爾喬亞作家和讀者願意不願意去思考與正視這問題?或者繼續樂觀地麻木(或麻木地樂觀)下去?這恰恰是左翼寫作的關懷,非關什麽主義。


【文/莊華興】

馬華文學研究近年出現了的一個新詞彙——「馬共書寫」。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不少馬華作家以馬共爲題材創作,文體多集中於小說。其中包括不同年齡層作者的參與,形勢一時「鼎盛」。學界把這些創作稱爲「馬共書寫」,以它爲研究中心的畢業論文漸次出現,這個新興名詞似已成爲目前馬華文學研究界的新寵了。

問題亦隨之而來。學界曾就這個概念(?)進行討論,並嘗試爲之界義。譬如潘婉明把文學上的「馬共書寫」和有關馬共的「歷史書寫」作區分。她爲文學上的「馬共書寫」作以下界定:

「以馬共人物或戰鬥爲故事背景、以歷史爲創作動機、遵循現實主義文藝教條,以及必須是文學創作;這些作品最好能體現組織的運作、政治决策及思維,能刻劃人性及臧否人物,其內在精神需反映一個時代/世代的歷史意義和生活面貌,也能透露不同陣營的策略、認同、心態和處境,等等。」(潘婉明,2010:473)

實證主義史觀凌駕文學研究

顯然,潘嘗試通過以上界定把實證主義(positivism)史學觀强加在文學研究之上。「對我而言,如何把『馬共書寫』有效地運用到歷史學研究中,才是我所關切的問題。」(同前)但同時,她不排除文學的虛構本質。這觀點實際上與另外一位文學研究者鍾怡雯挪用懷海德(Hayden White,下圖)的「元歷史」觀(metahistory)不謀而合,即從新歷史主義出發,把馬共書寫的自傳、回憶錄、口述歷史歸類爲紀實文學。

(來源:Twitter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筆者以爲,任何理論工具或文化批評觀念的産生都與時代與社會發展相呼應,新歷史主義産生於解構主義思潮汹涌的西方社會。在方法上,新歷史主義更重視的是詮釋學語境,超越了史學研究的考證與按材料敘事。猶有進者,它必須存在於一個穩定的社會共同體當中,惟其如此,才可能出現某種公共默認的意見,進而構成詮釋和理解文本的基礎。此外,新歷史主義詮釋學基礎僅僅是當下意識形態表現形式,因此,有關論者不一定能够超出自身去理解超越他的時代的經驗感受。顯然,目前的馬來西亞(乃至整個第三世界國家)並不具備以上社會條件。

黃錦樹則從作品題材對「馬共小說」進行闡釋,當中也談及該題材涌現的時間段:

「所謂『馬共小說』,不過是以馬共題材(馬共游擊隊的活動,以馬共成員爲行動者、那場革命的效應或傷害)爲主體的小說作品。就文學而言,那不過是諸題材的其中一種,作爲小說,它必須滿足文學的基本要件。但因爲八十年代末冷戰結束前它在大馬一直被視爲禁忌,所以較多出現是在九十年代以後的事了。(2015:340)

簡略說,「馬共書寫」是按題材的書寫分類。倘若如此,「馬共書寫」可不是跟目前流行的「環保書寫」(書寫環保題材)或「自然書寫」、「飲食書寫」出於同一個思維邏輯?筆者以為「馬共書寫」僅僅是一種權宜性的標籤,對學術研究沒有太大的意義。更值得關注的是,馬華文學史上的左翼書寫/左翼文學在以馬共書寫爲名的討論下往往被否定和抹殺。

左翼文學被曲解爲政治附庸

馬華左翼文學自戰前二十年代已産生。陳慧玲、馬寧等當時提倡馬來亞普羅文藝,1928年南來的許杰也是中國左翼青年作家,二十年代末的新興文學進一步推動馬華左翼文學的發展。左翼文學往往有意無意被曲解爲政治的附庸,而忽視其存在的文學性,其中的佳作包括許杰的《榴蓮》和馬寧的《南洋風雨》。

(來源:My1Foto/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本文談的左翼文學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概念。在抗戰和民族主義思潮的推波助瀾下,戰前出現在馬來亞的左翼文學跟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國左翼文學確有深厚的淵源關係。戰後,馬華左翼文學開始有意識地走自己的道路,金枝芒和沙平(胡愈之筆名)就「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是一個重要的文學史分水嶺。但戰後不久英軍重返馬來亞,馬共被查封、馬來亞左翼人士被鎮壓和逮捕,馬華左翼文學面對各種限制,一直到1989年馬共和馬泰政府三方簽署和平條約,馬華左翼文學再度重見天日。

若著眼於「馬共書寫」,能討論僅僅限於表現形式,並無法涵括盧卡奇(Georg Lukács)謂之的「總體性」命題。總體性涉及歷史與政治的連續性發展,左翼文學研究既無法脫離人的叙事,也無法不把人置於歷史脉絡中進行考察。恰如盧卡奇所言,人非孤立的存在,現象的發生置於歷史脉絡中才能讓人掌握事物的本質。左翼文學/作家的關懷在於創作的態度與精神,在寫作關照視角上,左翼文學正視現實、批判現實;在總體性的關照下,左翼文學的特殊性方得以彰顯,此即其美學所系,也是「左翼文學」和「馬共書寫」的最大分野。

馬華左翼文學承自左聯魯迅

誠然,馬華左翼作家因受中國三十年左翼作家聯盟的政治表態所影響,往往受人詬病。馬華左翼文學的脉絡承自魯迅,貼切地說,是承自左聯時期的魯迅。這也是戰前馬華文學繼承三十年代革命文學傳統多過五四文學革命的原因。因受當時的反殖反帝的語境所制約,魯迅選擇性地被視爲左翼作家而忽略了他更爲豐富的面向。這些都可從戰前馬華左翼作家的悼念魯迅文章以及戰後馬華刊物的魯迅逝世周年紀念特輯窺得一斑。六十年代馬華文學的激進作風進一步受文革極左路綫的影響,馬華革命文學追求的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與指導方針,但仍沒有擺脫史大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主張,即要求作家們從現實的革命中真實地和歷史地去描寫現實、掌握現實。因此,馬華左翼文學論述往往不自覺地滑向革命文學,謝詩堅《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把左翼文學等同於革命文學,論述有欠周嚴。

(來源:Live Journal/Sam Tata

對於左翼書寫的取材,魯迅認爲不必趨時。置於馬華當下語境,魯迅這一觀點一樣適用於關照當下作家以「奇」「絕」「暴烈」「扭曲」爲手段與目的的寫作心態,以及由此形成一種影響(特別是對於想在文學獎中脫穎而出的後來者)。。魯迅在〈關於小說題材的通訊〉一文中指出:「現在能寫什麽,就寫什麽,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魯迅的時代,大凡左翼作家都想創造英雄,惟對魯迅而言,並非必然。距今八十多年,魯迅對左翼寫作的觀點仍然非常適用。對於與小說題材的積極性,魯迅提出更具體的左翼寫作觀:「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僞的幻影,使布爾喬亞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的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並未提出什麽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關於翻譯》)

面對當前馬來西亞各種社會矛盾,如族群、宗教、性別問題和盜賊統治之間的相互關係,馬華社會的布爾喬亞作家和讀者願意不願意去思考與正視這問題?或者繼續樂觀地麻木(或麻木地樂觀)下去?這恰恰是左翼寫作的關懷,非關什麽主義。

【參閱文獻】
黃錦樹(2015)〈衣以風,飲以雨——馬華文學與馬共小說〉,見《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頁335-365)。臺北:麥田。
潘婉明(2010)〈文學與歷史的相互滲透——「馬共書寫」的類型、文本與評論〉,見徐秀慧、吳彩娥主編《「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叙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39-476)。臺北市:里仁。
潘婉明(2013)〈馬來亞共産黨——歷史、文獻與文學〉,見黃錦樹《南洋人民共和國》(頁303-331)。臺北市:聯經。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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