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Malaysia Gazette／Fareez Fadzil）

隨著馬來西亞人口老化，可以預見，銷售或消費稅的份額必日增。因為提升個人所得稅不易，涉及提高人民的就業、技能、生產力與經濟升級等因素，攸關教育與培訓改革、調整新經濟政策等敏感議題。在這種條件約束下，出路之一就是，一方面提高人力資本投資與基礎設施投資，同時也得加強國內競爭，刺激經濟活力。此外，政府的福利政策也應從消極福利，轉向生產型的積極福利，如授人以漁（技能）而非魚（實物），才能生生不息，具可持續性。

【文／孫和聲】

有道是錢雖非萬能，沒錢卻萬萬不能。這句話不但適用於個人與公司，也同樣適用於國家。國家需要用錢，係古今東西皆然，惟實踐選舉民主的國家，由於人民對政府的各類需求日增，使得政府不得不擴大職能，提供多樣的服務，如國防、治安、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公共交通，甚至住房等。

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普魯士（Prussia，今之德國前身）便出現退休養老、工殤事故，殘疾傷障等社會保險制度，不少西北歐國家在廿世紀初跟進；四十年代中期，英國首先實施了全面性、建立在全民、統一與平等為基礎的社會福利制度；五、六十年代，西北歐紛紛進入福利國時代。不過從七十年代末，英美兩國又帶頭推動一定程度的去福利化政策，逐步將政府的職能交給市場與民間。這種放寬管制、民營化、自由化政策，雖在相當程度上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但僅能在某種程度上去福利化，卻難以全面去福利化。結果，多數發達民主國家的財政依然難以改善。概括言之，發達國家的公共債務多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均高達約100%。在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壓力下，已積重難返。

目前，發達國家的收入與支出，大約佔GDP的40%左右，落後國家的佔比例則較低，如馬來西亞只有約20%（不包括州與地方，只限中央），印度、印尼等更低。政府這些錢從何而來？在發達國家大致上來自個人所得稅、社會安全保障稅與銷售或增值稅（Value-Added Tax，VAT；或稱消費稅），其他如公司所得稅、國產稅或資產稅則個別佔不到10%。

舉個實例，在廿一世紀美國的稅收結構為：個人所得稅佔約42%，其中聯邦與州的佔比個別為約80%比20%；公司稅佔約9%，其中，聯邦約多於州政府；銷售稅佔約12%，這部份歸入州政府；國產稅佔約5%，歸入中央：資產稅如房地產稅（property tax）約9% ，也歸地方政府；而社會安全保障稅則約25%，進入中央政府。

（來源：Malaysia Gazette／Affan Fauzi）

稅收結構與項類佔比變化

從這個收入結構可看出，個人所得稅、社會安全保障稅（social security tax）與銷售稅是前三大項。整體上言，除了個別情況外，多數發達國家的收入結構均是如此，若有變化也只是在這三大項中，作出不同比例的安排，如法國個人所得稅不到20%，但社會安全保障稅卻高達40%；丹麥的社會安全保障稅不到10%，個人所得稅卻可高達50%。除了日本，各發達國家的公司所得稅均低於10%。這與區域化、全球化的壓力有關，要留住本國企業、招商引資，勢必得調整公司所得稅。整體趨勢是銷售稅或消費稅佔比趨高，特別是在人口老化與少子化的國家，因為消費稅是最可靠與穩定的收入。

在美國，之所以未實施消費稅而持續銷售稅（sales tax），皆因此乃州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不想被中央化，衝擊到該州的穩定收入。

馬來西亞的收入結構則與發達國家大異其趣。較落後國家的個人所得稅佔比較低，政府收入得靠公司稅、進出口稅、國產稅與銷售稅或消費稅等。處於中等收入國家的馬來西亞，特點則是公司稅偏高，個人所得稅偏低。在2017年財政預算案中，估計聯邦政府的收入大約2,200億令吉，其中公司稅佔約692億，石油公司稅約100億，個人所得稅約300億。換句話說，也就是公司稅佔30%以上，個人所得稅只有約13%。在本國1,450萬個工作人口當中，只有約15%者，其收入水平達到可課稅水平，而這個可課稅水平又有頗多的減免項目。

據此而論，除非增加個人所得稅，否則政府只能從銷售稅增收。全球化導致公司稅不易提升，反之可能得下調，如美國2017年杪把公司稅大力下調至21%，低於馬來西亞的24%。不少歐洲國家的公司稅也在20%以下，對馬來西亞而言形成壓力。一直以來，馬來西亞以依靠石油、天然氣相關收入來彌補低個人所得稅的佔比不多，隨著大油田減少，本國油的消耗量增加、石油價格下降等因素，這個彌補作用已不如以往。這種情況下，只能從進出口稅、國產稅或消費稅或銷售稅著手，其中在2017進口稅只有約30億令吉，出口稅約7億，國產稅約130億。非稅收入（non-tax revenues）則約390億。這個部份主要是國家石油公司（Petronas）的投資收入（馬來西亞的油氣收入共分多個項目）。消費稅大約440億（約20%）。

（來源：Malaysia Gazette／Safwan Mansor）

福利政策應重永續創意

隨著馬來西亞人口老化，可以預見，銷售或消費稅的份額必日增。因為提升個人所得稅不易，涉及提高人民的就業、技能、生產力與經濟升級等因素，攸關教育與培訓改革、調整新經濟政策等敏感議題。在這種條件約束下，馬來西亞的出路之一就是，一方面提高人力資本投資與基礎設施投資，同時也得加強國內競爭，刺激經濟活力。

此外，政府的福利政策也應從消極福利（如只是派錢），轉向生產型的積極福利，如授人以漁（技能）而非魚（實物），這樣才能生生不息，具可持續性。可以的話，補貼政策方面也得更有創意，以便打造低生活成本國。何謂低生活成本國（low cost of living country）？意即在不大可能大幅提國民收入的條件下，從供應面著手，減低百姓的生活支出，只要減少支出便等於變相加薪。這個減低成本的方法，可從教育、醫療、公共交通或住屋等方面著手，如在公共交通可補貼載貨物的卡車與公共巴士，而非汽車（即補貼柴油而非汽油，特別是油價高漲時）。同理，在住屋方面可建設適量的廉價租屋，即只出租不出售的公共住屋，如在香港便有近半人口住在租金遠低於市價的公屋，這將大大地減少生活支出與壓力。

公共交通與住屋是窮人的主要支出，對中高收入者而言，食衣住行並非主要支出（除非奢想豪華車），因此，從大幅減少支出便可減輕生活壓力。同理，教育方面也可鼓勵義務技職教育，如十二年教育有三年就讀免費的技職學校，都是可考慮的減低成本方法。另一點則涉及二元的勞動市場，特別是外勞與最低工資。當前坊間熱議的自動化「工業4.0」。就方向而言，無疑是正確的，但也有其侷限，如在1996年，馬來西亞推出多媒體超級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事前卻未有培養人才的準備，結果空有基建、缺乏人才，儘管能從國外（如印度）引進專才，但移民局又上門逮人，可見政策需有配套，無法獨行。

（來源：Malay Mail／Malay Mail／Bazuki Muhammad）

雙元勞動市場的制約與出路

當前馬來西亞的就業結構是，眾多就業人口集中在服務業，除了個別行業外（如銀行業可自動化）大多數服務業與農業不易自動化。另外，製造業僅佔就業人口約17%。如此制約下，要降低生活費，引進廉價外勞不失為出路。這不但可增長消費，也可保住勞動力密集產業。別忘了，勞動力密集產業也需要白領工作人員。

由於外勞佔比高，最低工資雖為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但不必是經濟正確（economic correctness）。經濟正確的做法應是政府作為公共投資人，投資來培訓本國人為有一技之長的員工，以提高收入。與此同時，用廉價公共服務與生活補貼來支援本國人，以免被外勞取代。一言以蔽之，這是二元分化的的勞動市場，而本國人從事較高增值、體面的工作。這個二元勞動市場是個較務實、可行的，既可穩定物價又可為本國人保證一些可能失去的就業。當然，政府得變身為公共投資人，因為私人界是不會做這類投資的。

總之，公共投資（特別是人力投資）二元化勞動力市場與穩定物價得多管齊下，以造就低生活成本國。對生產性工具如公共巴士、貨車也不加稅，以壓低物價，在全球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的當代，即可保住就業。馬來西亞的產業競爭力與釋放民眾的消費力（如租屋不買屋），這是有得亦有失的選擇。

最後要強調的是，產業多元性可促進綜合競爭力，我們絕不能在逐低競爭的時代，隨意放棄勞力密集產業。

孫和聲	民間學者。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江沙，長於和豐，1976年負笈臺灣，就讀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1984年赴日本游學，學習日語及嘗試瞭解日本經濟富强之道。著有《華人文化述評》（燧人氏，2007）、《尷尬的大馬經濟》（燧人氏，2012）、《大馬變天，遠嗎？》（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12）、《馬來西亞國情一把抓》（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14）等。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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