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作者提供）

南洋大學諸子或後來的《馬來語月刊》主張的馬來亞民族，是一個多種語言、多種文化的概念。這跟許多馬來人（尤其是進步派）主張的一種語言、多種文化的民族概念，顯然不同。前者的多元文化，表現在多種語言中。後者的多元文化，主要只能用國語來表述。華人在五一三事件後遭遇一系列邊緣化政策，開始視馬來語為「他者」，貶低其地位與價值，作為一種抵抗的姿態。這與早年南大諸子與《馬來語月刊》所追求的，把馬來文「內化」為自身的靈魂的一部份，正好是相反的操作。這種差異多少說明，當年的馬來亞民族理想並不成功，或者說尚未成功。

【文／吳小保】

冷戰時期，為了圍堵共產主義擴散，英國阻斷了馬來亞與中國的聯繫，導致華裔青年無法出國升學。至於馬來亞境內，當時並沒有華文高等學府，而華裔生也很難與英校生競爭進入馬來亞大學。為此，陳六使登高一呼，馬新華社齊聲響應，於1950年代創辦了南洋大學，一方面解決學子升學，也為殖民地培育人才。

南大的創辦與運作相當艱辛，它不僅受到「共產主義溫床」的指控，也遭受「華人沙文主義搖籃」的批評。姑且不論其左右意識形態，就文化角度來看，南大並非沙文主義搖籃。反之，這神聖的高等學府，孕育了多語言、多文化的馬來亞民族理想。

（來源：National Collection）

1950年代，正值反殖民運動高峰期，獨立建國呼聲響徹雲霄。鑒於馬來文將在獨立後列為國語，地位一時水漲船高，社會上湧現學習馬來文的熱潮。各地中小學開始納入國語課程，華團、政黨也紛紛開辦成人國語班。

南大創辦後，作為本區最高華文學府，馬上成為華社學習馬來語文的中心。大學初創期間，在校方仍未來得及把馬來文納入課程時，學生會籌委會已率先於1956年3月至1958年2月，自行邀請幾位通曉馬來文的同學擔任教師，開辦馬來文夜校班。

從學馬來語熱潮
到印尼升學現象

1958年3月起，校方正式創設馬來文選修課，學生反應相當踴躍。根據當時南大馬來文講師李全壽在一份由學生會出版的馬來文版《大學論壇》（Mimbar Universiti）的報告，1958年開班初期，約有三百人選修，佔南大生總數的23.5%。至1959年選修人數翻倍，增加至八百人，佔全體人數的46%。彼時馬來亞業已獨立，星洲正踏上自治路，也同意列馬來語為國語。

南大生不僅熱衷於學習馬來文，他們對馬來人的文化、歷史與習俗的研究也相當感興趣，當中如廖裕芳、陳達生、楊貴誼、廖建裕等人，往後在學術界與文化界均佔有一席之地。一些人更為了追求學問，到印尼深造，修讀印尼文／馬來文。這樣的升學途徑，跟今天華裔青年的中港臺或歐美途徑，截然不同。促使他們作此決定的原因，除了個人因素，多少也跟時代背景有關。然而，也因時代的變遷，上述印尼升學途徑恐怕已無後來者矣。

左：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學正式開學。
右：1960年4月2日，南大第一屆畢業典禮情景。
（來源：馬來西亞華裔博物館）

在南大校園外，新馬華社也積極地推廣馬來語。華人出版商或基於商機，或因為愛國情操，投資馬來文讀物的出版，例如馬來文化促進機構的《馬來語月刊》（Majallah Bahasa Kebangsaan）、上海書局的《國語月刊》（Bulanan Bahasa Kebangsaan）等，這些雙語月刊，刊載語法知識、馬來諺語、文學作品、新聞譯稿等文章，是當時華社學習馬來語、認識馬來社會的重要讀物。此外，各大報刊為滿足讀者需求，也撥出版面，開辟國語欄目，如《星洲日報》的《國語學習》、《南洋商報》的《國語周刊》等。其他刊物，包括教總出版的《教師雜誌》，也刊登若干篇文章認真探索馬來文教學課題。

這股學習馬來語熱潮現象，其中一種解釋認為這是一種政治妥協。1950年代末，為爭取與馬來亞合併，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積極推廣馬來語為國語。惟在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後，新加坡大約於1967年開始轉向推崇英語，馬來語從此失去實質的國語地位。因此，馬來語被接受為國語，不是出自真誠，而是一項政治妥協。

另一種解釋則是，隨著政府大力推動與普及國語，馬來語在政府部門、商業機構等領域的地位與價值，勢必越顯重要，因此，掌握馬來語被認為是在未來不可避免的趨勢，這將提升個人的競爭力。故此，學習馬來語是理性選擇的結果。

以上的解釋都沒錯，畢竟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不同人會基於不同動機採取行動。除了以上解釋，華社仍有不少人因民族主義情感所驅動，當中不少人是南大生。他們在不放棄華語的前提下，把馬來語內化成本身的語文，兩種語文都成為身份認同的價值來源，都是馬來亞民族（bangsa Malaya）靈魂的一部份。

內化語言身份認同
積極推動國語建設

1960年，馬豈（楊貴誼筆名）在《行動周刊》（人民行動黨機關刊物）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話最能說明這點：「同時我們也是趁此向世人宣告，我們各族的人民，他們除了熱愛自己的母語外，想來都是表示熱愛以及支持自己國家語言的發展，我們熱愛它，因為它是成為我國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工具，它可以把那種具有不同思想內容的民族文化、藝術以及風俗習慣等互相融合起來……所以說語言是代表一個國家的靈魂。」

至於英語？在當時儘管佔據強勢地位，卻只不過是溝通工具，無關靈魂。

因此，在1950年代，盡管馬來語無論在語法、詞匯、文庫等方面顯得相當落後，民族主義者採取的行動，不是捨棄馬來語、擁抱英語，而是投身國語建設的工作，希望把它發展成現代語文，把該語文內化成自己的靈魂的一部份。

假設投身華教運動者，被譽為華教斗士，與此對照，投身國語建設的文化人，大可視為馬來文斗士。

語文辭書編纂學者楊貴誼及夫人陳妙華。（來源：Berita Harian／Iman Alif）

華社的馬來文斗士？這在今天聽來有點不可思議，卻是歷史事實。以《馬來語月刊》為例，該刊集合了當時一批馬來文愛好者、研究者，當中不少供稿者出身自南大，或與南大圈子關係密切，比如楊夷（楊貴誼）、陳妙華（丁娜）、廖建裕、林清吉、李全壽等。

自第三十五期開始，《馬來語月刊》設以馬來文撰寫的「編者的話」，內容主要探討新馬兩地的語文課題，該刊勇於抨擊各種現象，充份發揮了「施壓」的輿論功能。所觸及的議題，包括批評政府在馬來西亞與印尼拼音統一法方面表現不積極、公開支持1967年的國語法案、呼吁政府成立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大學、批評國家語文局總監納西爾的表現、鼓勵華人學習馬來文等。

土著主義抑制多元
馬來亞民族夢未圓

《馬來語月刊》於1960年創辦，目的是為了推廣國語，促進華巫兩族的交流。儘管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轉而推崇英語，但《馬來語月刊》（主編定居新加坡）仍堅持營運，讀者遍布新馬、砂拉越等地，直至1970年4月才宣布停刊，為馬來亞獨立建國時期，留下一道獨特風景。

（來源：作者提供）

南大諸子或後來的《馬來語月刊》主張的馬來亞民族，是一個多種語言、多種文化的概念。這跟許多馬來人（尤其是進步派）主張的一種語言、多種文化的民族概念，顯然不同。前者的多元文化，表現在多種語言中。後者的多元文化，主要只能用國語來表述。

1969年五一三事件後，土著主義抬頭，建國熱情退卻，華人也開始出現出離心，失去歸屬感。1970年代掀開國陣時代，馬來文地位與水平，在政府大力支持下迅速提高。至1980年代，馬來知識份子信心膨脹，認為馬來文已是「現代知識語文」。儘管當時馬來文並不是國內知識份子的主要用語，但不再被視為是語文問題，而是人的知性匱乏（ketandusan intelek）：知識份子缺乏民族意識，甘愿接受英語的殖民。

與此同時，華人在遭遇一系列邊緣化政策後，開始視馬來語為「他者」，貶低其地位與價值，作為一種抵抗的姿態。這與早年南大諸子與《馬來語月刊》所追求的，把馬來文「內化」為自身的靈魂的一部份，正好是相反的操作。這種差異多少說明，當年的馬來亞民族理想並不成功，或者說尚未成功。

吳小保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業餘者（Amateur）成員，與朋友一同營運「亞答屋84號圖書館」。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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