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Japan Focus）

中國知識界的「天下」論述與秩序再現的想像，是隨著中國在國際間或世界所佔據的地位變化，提供予學者想像與落實可能的動力。縱然如今政治與文化語境大不相同，天下論述還面對更迫切的「西方」這個政治與文明秩序體，但經由「周邊」（或東南亞）的位置與視野來思考中國的天下論，仍必要對過去中國如何維持和周邊國家的歷史具有相應的理解，由此思索當代中國知識人所提出的天下體系，如何能夠回應「同仁」與「一家」的問題？

【文／魏月萍】

中國知識界的「天下」論述與秩序再現的想像，是隨著中國在國際間或世界所佔據的地位變化，提供予學者想像與落實可能的動力。同時似乎需要有一種重新的評價，讓中國知識人認清中國在世界的位置。趙汀陽的天下體系論說，把「天下」作為一種新政治秩序的構想，引發不少爭議，中國歷史學者葛兆光的長文〈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則提供一個反思與批評基礎。這並非是否定天下論述與新天下體系秩序的再現與重構，沒有積極討論的意義，本文關注的是，如何就天下論述背後的歷史思想問題，作更細緻與綿密的思考，尤其是從東南亞的視角回應與思考以上的論題。

葛兆光（下圖）批評現今中國學者重新挖掘天下的歷史思想資源，試圖通過過去的歷史聯繫取得它在當代詮釋合法性，進一歩構想把天下體系概念落實於現實政治與制度面；但看似有力的說法，實際上許多論述卻有意忽略過去累積的思想資源，尤其是在思想史脈絡下，明顯可見天下體系中所蘊含的「等級秩序」問題被稀釋掉，論述中亦出現「反歷史的歷史想像」的現象。這意味著把天下的歷史想像為一種充滿平等與和諧的世界觀，或認為與西方相比，天下秩序所衍生出來的朝貢體系是通過禮儀而非武力取得領導性地位。最有意思的是，葛先生指出，把「天下」作為「大國崛起」的新秩序想像與實踐可能，背後或蘊含「當中國統治世界」或「在世界時刻的中國」的某種「迷思」，於是提醒有必要重新追問問題的起點───「誰是世界秩序的制定者？誰來判斷這個制度的合理性」。

（來源：360doc個人圖書館）

身為中國的歷史與思想史學者，葛兆光的論說透露了某種憂慮。這些憂慮不僅是渉及如何借用或轉化舊經典詮說為當代的政治理論尋求權威支持，而在於它關注的是以古代天下看作是「世界一家」或「四海一家」的烏托邦想像，把天下視為一種文化理想的投射，實際上恐遮蔽這當中權力不平等以及權力壓制的問題。其次，經由天下的文化理想想像，把它轉化為大國之道的內涵，在一種殷切尋找新世界秩序當兒，是否曾真正吸取歷史經驗？倘若如此，我們不得不去思考，當今借鑒過去的天下論述如何詮釋過去的歷史事實經驗？其建構的理論體系是否根據歷史經驗而欲創新的傳統制度？它對待周邊的關係，或對世界把持的眼光，是否仍依循或反思中國過去的實踐，在借鑒歷史經驗基礎上再加以修正？

華夏文明的優越性理論

新加坡歷史學者王賡武在《天下華人》中一篇論文──〈明初與東南亞的關係：背景論述〉，曾仔細檢視歷史上的中華帝國如何持以「中國居內，夷狄居外」的「內外之別」原則來對待中國外部的世界，尤其是對待異族的態度。他藉此說明「中國的文明形式是一種優越的形式。在軍事勝利或持久的文化影響之後，各『蠻夷』要麼被排斥在華夏民族的國土之外，要麼被當作「新的華族」而被納入其範疇之內。於是，在一個正在形成中的中華民族基本上是同種與統一的問題上，這些哲學家變得更加的固執己見。與四方『蠻夷』──蠻、夷、戎、狄的接觸，堅定了他們的信念，即華夏文明是天下無敵和至高無上的。這樣，就出現了某種優越性理論，而且可以肯定，直到周朝末年，這種理論可能始終是與現實一致的」。

王賡武（下圖）試圖說明在華夏文明逐漸形成過程中，已經形塑文明優越性的觀念，並且產生以上所述的內外之別。但後來的中華帝國，始終欠缺明確的兩種意識思考：一、華族對待異族的態度和法則；二、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應以什麼為基礎。若回歸到現實中國而非歷史中國，應該如何來回答這兩道問題？如今的中國仍是採取「內外有別」抑或「無內外」的原則？雖然針對歷史中國而言，面對周邊國家，本來也都存在各種不同以自我為中心的優越感，不同國家的優越感具有不同的文明來源，那樣如何在國與國之間建立平等秩序，也許需要因應當今不同文明體系間來重新叩問──在國際關係中是否真的存在或能夠實踐平等？

（來源：愛墾網／星洲日報）

雖然王賡武通過五代的研究為起點，把握住一統天下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巨大動力的想法，但作為歷史學者，以及東南亞華人的研究專家，他更關心的是，從中國的歷史與政治，以及古代中國和東南亞的關係著手，是否能理解過去以「四海一家」的世界想像裡，究竟所謂的「東亞」或「東南亞」被置以何種地位和位置。由此不得不先檢視中華帝國所述及的「一視同仁」與「四海一家」內涵及其實際的實踐經驗與結果。

「一視同仁」與「四海一家」

有意思的是，王賡武曾經提及明朝《洪武實錄》的一段文字──「昔帝王之台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反思一種帶有普天下，或是全世界平等原則的一視同仁政策，是和中國遼闊的版圖、豐富的資源、強盛的實力以及其帝國的利益直接聯繫，因此直言「一視同仁的理想常常可以用來為中國的權力和利益服務」，尤其是在洪武之後的永樂帝，派遣鄭和下西洋已成為一種「帝國擴張」（指其力圖擴大朝貢制度）。

為何要舉例王賡武以上的看法，並和目前的天下或天下體系論述為參照，甚至溯遠至明朝的洪武和永樂兩朝對外部世界的看法？主要是相似的重建秩序的迫切感，以及如何維持和周邊國家關係的考慮，在明初兩位皇帝身上，益發明顯。他們從傳統的政治與道德哲學提煉資源，藉此因應他們當下的危機和急迫欲解決的難題。縱然如今政治與文化語境大不相同，天下論述還面對更迫切的「西方」這個政治與文明秩序體，但經由「周邊」（或東南亞）的位置與視野來思考中國的天下論，仍必要對過去中國如何維持和周邊國家的歷史具有相應的理解，由此思索當代中國知識人所提出的天下體系，如何能夠回應「同仁」與「一家」的問題？

（來源：歐洲時報）

尤其是後者，如王賡武的書名《天下華人》並非把天下的華人都包括在中國「以內」，而是從更廣闊的歷史與文化發展的延續與轉折，了解中國「以外」不同華人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華人身份，和歷史中國、現實中國之間的關係。另外，趙汀陽（上圖左）在另一篇文章〈天下體系論──超越華夷秩序，走向烏托邦〉，說明天下體系論的兩個核心原則─兼容與和諧，儼然符合歷史上曾想要奉行的「無間」與「無外」的思想，那它究竟可視為一種文化的態度抑或價值的內容？「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能否還能有效成為東亞與東南亞的共同體牢固的文化聯繫？

以上提出諸多問題，主要思考「天下」作為一種政治秩序與制度構想，有沒有其他詮釋的可能性，或能提供更為緊扣個人幸福，或貼近民心的論說？例如把「天下」和知識份子的「生民」、「經世」關聯起來？在儒家的《大學》，「平天下」是儒者經世的目標，是由修身的內在德性擴充至治理天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實踐。宋代儒者張載說「生民立命」，不僅是關注生命價值的實現，更能外延到「民生」與「民心」的意義；並以「公天下」作為「平天下」的秩序與倫理原則，或能在不同的個體間建立起更緊密的文化聯繫，實現一體之仁的價值原則。否則，天下論或是另一種帝國論的寄生延伸，成為中國文明中心論的支持理論。

魏月萍	馬來西亞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亞際書院（新馬）召集人、南島論壇發起人。研究闗懷為思想史、新馬歷史與文學。尤其關注文學公民、華文左翼文學與馬來馬共論述等議題。著有《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合編《東南亞與東北亞儒學的建構與實踐》、《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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