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國家語文局外觀。（來源：Pinterest）

翻譯是知識積累的重要環節，背後糾纏各種利益與意識形態。翻譯既能維穩，也能顛覆政權。感受來自國外「溫暖」和國內「寒冬」的同時，馬華譯者不必自憐自艾，也不必妄自菲薄，應當看清自己的位置、利益以及優勢，適時調整策略，爭取並善用不同的資源，透過翻譯典律的建構，顛覆現存的秩序。但必須小心謹慎，不輕易折腰，成為任何國內外勢力的棋子。

【文／吳小保】

隨著中國崛起，馬來西亞華社感受到來自北方的「溫暖」。除了因為中文地位水漲船高，而感到欣慰外，對本地的馬華翻譯界來說，也不再覺得孤單了。相對於過往零星的、缺乏規模的模式，這幾年為了「說好中國故事」，中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出版了若干種中文—馬來文翻譯作品。

例如，2017年4月中旬，中國浙江出版聯合集團與馬來西亞圖書翻譯院、馬來西亞漢文化中心簽署聯合協議，計劃把九部中國文學作品譯成馬來文。更早前，中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東方智慧叢書」，出版一系列的中國典籍馬來文譯本，包括《論語選譯》、《三字經》、《孫子兵法》、《弟子規》等。

除了中國，臺灣方面也不遑多讓，政府公部門分別贊助出版《臺灣與馬來西亞短篇小說選》、《夜行：臺馬小說選譯》、《諾拉茲瑪阿布巴卡》等。儘管成績單不比中國閃亮，卻也打破了多年來臺灣在這方面的空白。

這些翻譯作品，儘管都掛著外交辭令（如促進文化交流）名目，背後其實都有特定政治經濟脈絡可依循。比方說，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或臺灣的「新南向政策」。在某些時候，這些政治經濟因素可能會對翻譯造成影響。

比如前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東方智慧叢書」，就是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是「一帶一路」的文化產物。該叢書計劃主要參與者談笑指出：「本套叢書的編譯以自信、自然、開放、共享為宗旨，採取中外雙語對照的方式，強調中國與東盟國家同處廣義上的『東方』這一概念，以期引起讀者在文化上的深層次共鳴。」（見談笑〈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典籍馬來語譯介的幾個問題〉）該叢書為了起到最大的政治影響力，高度壓縮制作時間，在兩年內迅速完成從構想、翻譯、編輯與出版的各項工作。此外，為節省時間，採用了二次翻譯的方式，即古文轉移白話文，再由白話文轉譯馬來文，兩次翻譯由不同人進行。這究竟對翻譯品質起到怎樣的影響，還得進一步深究。

必須指出，這項浩大的翻譯工程所針對的不僅是馬來文，還包括東盟十國八種官方語文，如泰語、越南語、印尼語、英語等。故此，「東方智慧叢書」是中國透過傳統典籍與東盟成員國「民心互通」的方法。至於效果如何，還有待觀察。

其實，翻譯背後糾纏各種利益與意識形態，這在翻譯史中並不少見。以馬來文翻譯史為例，馬來文明與西方文明在碰撞之後掀開的西方殖民統治時期，尤其是英殖民時代，其中所涉及的譯介，往往是為了鞏固殖民統治的根基。正如許多學者指出，殖民地知識的匯編與積累，最主要目的是為了服務行政。而翻譯就是知識積累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這包括了馬來典籍的英譯與詞典編撰等。

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翻譯既能維穩，也能顛覆政權。

（來源：cgkaunseling.blogspot.my）

1925年在蘇丹依德利斯訓練學院（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SITC，上圖）創辦的寫作局，最初是為了把英文書翻譯成馬來文，解决學校缺乏課本的窘境。同時也透過翻譯，灌輸馬來青年子弟西方／英國的歷史文化知識，潛移默化改造被殖民者的思想意識。然而，殖民者的企圖往往帶來意外的結果。接受殖民地教育的馬來平民，受到了政治啟蒙，尤其透過印尼的翻譯，二手接觸西方現代知識後，成為了反殖民主義的一份子。

寫作局一直至1957年才停止運作，馬來文翻譯的重任轉交1956年成立的國家語文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DBP）。國家語文局肩負發展馬來文之任務，包括訂定馬來語法、建構語言認同、提高馬來文的使用與保護馬來文的官方地位。另外，為了促進馬來文的知識活動，國家語文局也推動翻譯工作，以便豐富化馬來文庫（kepustakaan Melayu），引領馬來民族踏上現代化／現代性之路的同時，並决定馬來西亞文化／民族之官方內涵。這是馬來文翻譯與政治的另一種關係，一種以民族自強為目標的翻譯實踐。

根據統計，從二十世紀初至2007年間，馬來文庫的翻譯作品（由外文譯成馬來文），在文學、語言學、經濟學、科學等領域，估計出版了1382冊書籍，其中多達878冊是由國家語文局出版，占63.5%，當中科學占比例最高，共194冊，文學次之，共115冊（見Raja Masittah Raja Ariffin, Kepustakaan Terjemahan dalam Bahasa Melayu）。

從國家語文局在統計中所佔比例看，說明幾點，首先，科學與文學是受到高度關注的知識領域。其次，馬來文庫的翻譯，主要還是由國家主導。

1993年，配合馬哈迪的2020宏願（Wawasan 2020），政府成立馬來西亞圖書翻譯院（Institut Terjemahan & Buku Malaysia，ITBM），這是一家政府官聯公司，由教育部監管，希望打造國內的翻譯產業（industri terjemahan）。自2006年起，國家主導的馬來翻譯棒子從國家語文局手中轉交圖書翻譯院。棒子的交替，基本上並未改變國家的翻譯大方向，其目標仍然是以發展馬來文為核心。以文學為例，方法無外乎，（一）外譯，打造馬來西亞文學（即馬來文學）的國際品牌；（二）譯入，豐富化馬來文庫，以便提高馬來文學的水平。一入一出，促使馬來文學在世界民族文化中找到立足之地。至於國內其他語言的文學，都遭到冷藏或邊緣化。

例如，臺灣文化部跨領域翡翠計劃贊助（與新南向政策有關），由中華民國筆會與圖書翻譯院聯合出版的《臺灣與馬來西亞短篇小說選》，儘管書中所選之小說作者與內容，盡可能呈現多元化，但所謂的「馬來西亞短篇小說」說穿了不過是「馬來文短篇小說」罷了。這都在繼承並貫徹著從國家語文局以來的「一語多元文化」政策——獨尊一個語言，強調在一種語言底下的文化與族群的多元化。

（來源：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因此，馬華翻譯界在感受到來自國外的「溫暖」的同時，也感受到來自國內的「寒冬」。冷暖交加，路在何方？

馬華譯者不必自憐自艾，因為機遇隨處有，在「一帶一路」、「新南向政策」之下，相信會有更多資源的投入。但也不必妄自菲薄，以為中文—馬來文翻譯捨我其誰。需知中國多年來已培育不少馬來文專才，許多翻譯項目都由該國人才主導。

重要的是，馬華譯者應當看清自己的位置、利益以及優勢，適時調整策略，爭取並善用不同的資源。但必須小心謹慎，不淪落為別人的工具。例如，中國的利益未必等同我國的利益。此外，還得警惕「中國模式」的對外輸出，說不定就在翻譯國度中「威權主義」悄然散播，對國內民主化進程形成阻礙。

換言之，馬華譯者必須有著自己的價值追求，不輕易折腰，成為任何國內外勢力的棋子。臺灣文學館贊助的《夜行》也許可以引為例子。該書透過臺灣文學與華馬文學的翻譯，突出臺灣的人種多元性（關注原住民）與馬來西亞的語言多元性（同時收錄了華裔華文與馬來文學），抗衡主流的、官方的論述，推動臺灣與馬來西亞文學的多元化。我們可以將此翻譯實踐，理解為透過翻譯典律的建構，顛覆現存的秩序。儘管此書仍有些問題有待我們探索，其影響力如何也有待觀察，但至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操作的參考方向。

吳小保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業餘者（Amateur）成員，與朋友一同營運「亞答屋84號圖書館」。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