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Any Way In A Way）

位於民族國家權力邊緣的邊境區域，由於它獨特的地理位置，承載了相當複雜的權力政治／社會文化脈絡，引發許多兼融在地與跨國元素，以及多樣化的跨國／跨境/跨民族實踐，超越國家中心論共同體想像的新興議題。對此，本文結合族裔經濟及邊境政治視角思考東南亞華人社群跨境生存議題，嘗試探索族裔飛地與跨境華人研究可能的路向。

【文／陳琮淵】

飛地（enclave）可指「國中之國」，國土之中由外國或異族所轄之地。族裔飛地（ethnic enclave）則可理解為特定族裔的聚居區及其所衍生的生存空間，與主流社會相對區隔卻又彼此界定，通常用來描述特定地理區域內之離散社群因粘附於其原鄉語言文化的傾向而彼此聚集、共謀生計，且在此區域內形成特出經濟表現及文化地景的現象。雖然族裔飛地的成因、內涵及形態不盡相同，卻多離不開人口遷徙及都市發展的政經脈絡，例如，世界各國的「唐人街」就被視為族裔飛地的典型事例。

族裔飛地的理論核心是族裔經濟（ethnic economy），導源社會學家對於普世常見的移民活動及少數族裔居聚現象的研究，作為學術次領域，主要由歐美學界所界定及發揚。就學術範典的演進來看，族裔經濟奠基於韋伯（Max Weber）經濟行動的社會學考察，並以芝加哥都市社會學學派（Chicago School of Urban Sociology）的都市及社區研究為主要智識源流，不把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等當成「社會問題」，而是「社會學問題」；以現實的政治脈絡而言，在1960、70年代西方國家反戰、追求社會正義、打破族群藩籬的時代氛圍下，學界也開始轉向關注移民及少數族裔的生存與發展。以美國為中心，1980年代以來，「族裔經濟」研究伴隨著「新經濟社會學」（new economic sociology）的復甦，逐漸發展成社會學的一個分支領域。

社會學觀點認為，移民及少數族裔的生存除了受限於繼受的歷史源流及社會地位，其所共用的文化傳統及歧視經驗所形成的凝聚力，也讓移民獲得社會流動的資源與機會，得以在所居地經濟中扮演一定的角色。當少數族裔的經濟勢力及社會階層提昇到一定程度後，這些社會結構的作用及力度勢必有所不同。要言之，族裔經濟研究的核心在於特定族群的文化與經濟，也可以說是她／他們在特定時空及制度條件下（通常是不利的）的生存與傳承。隨著人群的移動與接觸，各種形態的族裔經濟出現在全球各地，加之所嵌入的不同政治、族群脈絡，成為族裔飛地的基本構造，從而衍生各異其趣的文化地景。

（來源：Malaysi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近年來，在全球化與區域間緊密互動的影響下，各種跨國議題與跨國流動的實踐，其實早已超溢既有理論解釋範疇，「流動的空間」（space flow）已對首都決定論的經驗圖像形成重大挑戰。值得一提的是，位於民族國家權力邊緣的邊境區域，由於它獨特的地理位置，承載了相當複雜的權力政治／社會文化脈絡，引發許多兼融在地與跨國元素，以及多樣化的跨國／跨境／跨民族實踐，超越國家中心論共同體想像的新興議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現象不僅出現在推動區域整合已久、具有共用歷史與文明的歐洲地區，同時也出現在文化、歷史多元交融，地理位置比鄰而處的東南亞各國之間。全球化與在地性間的互嵌與拉鋸，正在改變全球華人的處境及各地華社的發展，也不斷重塑研究場域及方法取徑，這要求海外華人研究者跳出純理論思維或純地方視角，從跨國社會、區域治理的角度來跳脫「華僑研究」窠臼，提出更深層的解析。對此，本文結合族裔經濟及邊境政治視角思考東南亞華人社群跨境生存議題，嘗試探索族裔飛地與跨境華人研究可能的路向。

首先，東南亞華人研究長期以歷史學、人類學為大宗，側重移民的史地背景與關係面向，前者探討華人如何受到歷史進程的推動，梯航越洋尋找空間／出路，後者則聚焦近代移民南洋浪潮下，華人與中國、華人社群間如何構建出千絲萬縷的商貿及社會網路。在彼時華人聚族而居及戰後東南亞民族國家肇建的背景下，僑鄉僑居地調查、國別社會史及社區民族誌成為標誌性的華人研究成果。然而，相較於多數移／聚居方向明確的海外華人移居研究，東南亞邊境的華族跨境活動所得到的關注顯然不足，相關研究也集中在中國及「大陸東南亞」國家（泰國、緬甸、竂國邊境）之間，特別是金三角地，對於華族在「海洋東南亞」地區從事的跨境活動所知仍極為有限。

第二，對於東南亞國際關係的研究，學界主要關注國家對國家，政府與政府的互動，乃至於東協共同體的形成與運作；即使近年來陸路邊境及海域主權議題成為熱點，亦多聚焦於國家間的衝突，相當程度地忽略了邊境區域的跨界社群，及其日常活動所承載的在地政治社會脈絡，對於邊境區域的發展不免落入一種由中央看地方的化約思維。是以，相關知識的生產大多以衝突（及其化解）的角度來看待，在觀點上亦多採國家的視角，由上（中央）而下（地方）、由內（首都）而外（邊境）地探討邊境問題，鮮少從邊境社會本身或者是邊境區域社群的在地角度來探索相關問題，從而限縮了分析的視野及有效性。事實上，邊境貿易、在地認同與跨界連結，往往更是東南亞邊境區域的常態；華人等少數族裔社群的跨境活動，雖不屬於典型的國際移民或國際關係議題，但無疑受到東南亞各國關係、國境變遷及相關政策影響而產生不同的樣貌。

（來源：Yahoo! News／Suhaimi Abdullah／Getty Images）

第三，也是本文所強調的，社會學由國際人口流動的角度來掌握東南亞華人議題，也因此傾向將邊境理解為生活「空間」，而非「地點」。一般而言，「社會」雖被理所當然的等同於特定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社會等），卻絕不僅止於此，在國境邊區及權力模糊地帶，社會結構的形成，除了國家規制性力量的形塑，歷史淵源及現實情況，往往才是決定性的關鍵因素。這是因為許多邊境社群的形成遠早於近代國家的出現，加以國家力量的未能及或不願至等種種因素，使多元力量的交會融合，遠大於由上而下的定於一尊的國家治理，而有邊境區域自成一格的社會結構及生存模式。也因此，社會學的邊境／跨境議題探索，雖由結構出發，但焦點其實是在於社群間的流動與交換，像是資金、貨物、人口、文化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元素，其流動的範圍及面向，固然受限於國家的管制，卻也常常透過各種方式穿越國境，來來回回地尋求生計與發展。

第四，社群的流動與交換，國與國之間因為利益所產生的衝突與合作，不一定會在短時間內改變邊境的社會結構及生活形態。所謂的國家利益，也不一定等同於邊境社群的利益，正因為如此，由傳統國際關係的視點，往往只看到了衝突的、算計的、短期的發展，不僅流於片面，也無助於拓展邊境／跨境研究的新議題。相較之下，社會學重視「人」，重視互助的、生活的、長期的發展，生存於邊境、穿梭於國境的「之間人」（in-betweeners），在社會學者的眼中既受制於國家規範及社會結構，其移動卻也負載了各種交流交換的可能性。他們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也蘊含了邊境／跨境議題的深度及廣度，以及許多有待開發的研究領域。

不可諱言的，社會學的解釋也面臨一定的挑戰，即如何在變動不拘且受到各種勢力影響的情況下，如何界定什麼是族裔「飛地」？以及族裔經濟如何影響邊境區域不同社群生活？而這也是海外華人研究在探討國家與少數族群關係時，值得參照的思路。

【註】本文改寫自〈族裔飛地工作坊：社群建構＆隔離空間的發展轉型〉與談稿，新南向學術聯盟辦公室＠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公室主辦，台中東協廣場，2018年1月21日。

陳琮淵	中國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副教授，兼任華僑大學印尼研究中心主任、《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編輯委員，同時也是臺灣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研究興趣為東亞及東南亞發展、婆羅洲研究、華人族裔經濟、經濟社會學及企業史。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