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搜狐）

在期待跨越中產、晉級精英階層的奮鬥中，制度瓶頸始終是馬來西亞華商難以突破階級固化的重要因素。全球化浪潮下，華商日漸被邊緣化的角色其實只是馬國種族政治的一種表現形式，中資的到來只不過是放大了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制度脆弱和缺陷，或許會在短期內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和格局，造成些許波動和不適，引發現有政治框架內的資源利益再分配。由於土著特權早已被憲法確定，中資今後不排除會繞過華商、直接同體制內精英直接對話的可能性，華商難以避免被馬國政治精英邊緣化的宿命，也將或難以逃出被中資企業邊緣化的窘境。

【文／張淼】

2017年是中馬邦交歷史上異常繁忙的一年。這一年，在「一帶一路」的號角之下，數以億計的中國資本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蔓延擴散至整個歐亞大陸。作為東南亞地區的樞紐國家——馬來西亞更是中國官方譽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重要的支點國家。

經濟學的數據著實地捕捉到了這一態勢：在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發布的中國海外投資綜合指數排名中，馬來西亞在全球兩百個多國家和地區中，從2015年的第二十一位躍居為2017年的第四位。同時，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監測的中國海外投資也說明，截至2017年8月，流入大馬的中國投資存量已高達一百七十多億美元，並多數聚集在能源（占總投資量的23%，後同）、交通（18%）等數十個關乎馬國經濟命脈的行業。

的確，中資在2017年成為馬國的熱門話題之一：5月，由中國投資的大馬城意外「流產」，在各方驚愕尚未褪去時，納吉便攜文武百官一齊北上參加中國「一帶一路」峰會；關於納吉帶回的數十億美元合作協議的爭議尚未平靜時，之前宣布「退賽」的中國吉利汽車於6月意外宣布與國產汽車寶騰的聯姻消息；緊接著的8月，由中國承建的天價鐵路ECRL在備受爭議聲中毅然上馬；幾個月後，馬雲再次攜中國的物流、電商各隊人馬齊聚馬來西亞，在首相的祝福中啟動了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的宏大願景。這期間，更不用說森林城市（Forest City）、皇京港（Melaka Gateway）等備受矚目的項目也在悄然推進。這一年，中資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悄然重塑著馬來西亞的經濟地貌。

（來源：星洲日報）

在中國同馬來西亞數百年的商貿關係中，馬來西亞華裔商人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在中國歷史不斷的演進中，勤勞務實的華商總能深諳其中的生存法則。從早期的買辦階級，到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對華投資的先驅，馬來西亞華商因為文化、語言上與中國親近，再加上熟知馬來文化，自然而然成為中國和馬來西亞各界交往合作的橋樑，在兩國邦交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中間人角色。

華商重要性日趨減弱？

但近期這一系列令人應接不暇的中國投資的重大項目中，無論東海岸鐵路，還是吉利的收購案，仿佛都少了些華商的身影。華商的重要性是否還似從前一如既往的不可或缺，抑或是呈現出日趨減弱的趨勢？

隨著中國經濟不斷成長，不少中國企業海外經驗日漸豐富。已初具全球格局的中國企業也開始逐漸了解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文化特徵，制度的歧視從根本上制約非土著、尤其是華商的發展壯大。尤其在巫統一黨獨大的政治現實下，巫裔精英對於政治資源的把控，直接導致了土著掌控的政府官聯公司（GLC）壟斷事關國家經濟命脈的各個重要行業，而目前中資參與的多數項目更是集中在其把控的基礎設施和涉及戰略性資產的行業，馬國被政治化了的國民經濟特徵使得中企更傾向於同具有絕對優先權的政府關聯／土著公司合作。

在上述政治現實下，中小型企業作為主要經營形態的華商很難分到中資的第一杯羹，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成為下游「玩家」。政治分析家潘永強早日刊文指出，在現有已公開的中資項目中，參與的本土集團都有深厚的政商背景，非官即貴，少數既得利益的紅頂資本家更傾向於保持現有體制，缺乏打破現有資源分配模式的動力，中小型企業很難無縫對接大型中國國企，直接參與中資的大型項目建設。

中小企業成為次要選擇

中國海外投資由國有企業主導的現實使「保護國有資產安全」成為中資經理人的重要考量，在中國一黨制的政治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國企往往會有「但凡有政府背書的項目自然安全」的觀念，這種思維模式使中企的合作更傾向於同有國家政府背景的官聯公司合作，而非華裔經營的私人企業。同時，中國投資往往會考慮體量和實力上的均等和匹配，這種商業邏輯使得以中小型企業居多的華商屈居政府官聯公司，成為中資的次要選擇。

（來源：REANDA）

中國經濟的發展使得很多企業有了日漸成熟的國際管理經驗，許多國字頭企業也逐漸加大了國際化人才儲備，在語言、法律、文化和國際化管理等方面做好了與國際接軌的硬件準備。據《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5年中國海外留學生高達126萬，其中近八成選擇回國發展，而這其中的八成都具有碩士以上學歷。海歸人才逐漸壯大了中國企業走出海外的人才隊伍，他們在海外累積的知識、經驗、人脈等資源可以幫助中國企業減輕走出海外「水土不服」的癥狀，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以前華商協助境外中資時扮演的「顧問」角色。

1974年，尚未從冷戰和反共情緒走出來的馬來西亞成為第一個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東盟國家，或許當時的領導人已預見到中國在將來的崛起。當下，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其他強國在本地區政策的不確定性，重新讓馬來政治精英認識到中國對於眼下經濟低迷的馬來西亞的重要性。隨著中國的進一步開放，馬來政治精英或選擇繞過華商這一環節，直接同中國溝通。「一帶一路」語境下，大馬城和東海岸鐵路等大型項目更是通過高層對話直接確定下來，華商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回看世界範圍內華商發展的歷史，華商往往為家族企業。家族企業通過血緣關係建立起比其他類型企業更為牢固的信任關係，但「富不過三代」箴言背後隱藏了家族企業接班人培養和親屬之間財產分配的深層痼疾。加上一些家族企業因循守舊，難以轉型升級，完成家族企業向現代企業的轉變，核心競爭力無法與現代企業匹敵。相比之下，受西方良好教育的馬來商業精英的管理水平業已大幅提高，很多職業經理人受聘於政府的官聯公司。正如政治經濟學家哥美茲（Terence Gomez）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近年來，馬國所有的大型國有投資公司（GLIC）均委任馬來族職業經理人，並且業績不俗，這使得「華商天然善經營」的光環暗淡了許多。

回顧近代馬來西亞歷史發展，華商的經濟地位在五十年代建國前即已確立，經過了六七十年代的繁榮時期，八九十年代的曲折發展，和九十年代以來的相對穩定發展時期，可謂是一波三折，亦步亦趨。正如歷史學家王庚武說，南洋華人有一種很現實、理性和實際的處世態度——中華民族吃苦耐勞的傳統美德在早期的華商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華商正是憑借這些美德完成了從無到有的原始積累，也完成了從社會底層邁向中產階級的第一次轉變。

中資議題放大制度缺陷

然而，在華商期待跨越中產、晉級精英階層的奮鬥中，制度瓶頸始終是馬來西亞華商難以突破階級固化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浪潮下，華商日漸被邊緣化的角色其實只是馬來西亞種族政治的一種表現形式，中資的到來只不過是放大了馬來西亞社會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制度脆弱和缺陷。

（來源：Today Online／Reuters）

中資的大規模湧入或許會在短期內打破馬來西亞社會原有的利益平衡和格局，造成些許波動和不適，引發馬來西亞社會在現有政治框架內的資源利益再分配；但從長遠來看，中資激起的漣漪，終究會在各利益集團新一輪的政經博弈之後，回歸理性，歸於平靜。然而，由於土著特權早已被憲法確定，中資在馬國今後的投資不排除會繞過華商、直接同體制內精英直接對話的可能性，華商難以避免被馬國政治精英邊緣化的宿命，也將或難以逃出被中資企業邊緣化的窘境。

長期生存壓力造成的短視，必然缺少宏大視野及洞察事物本質的能力。因此，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獲得海外華人社會的一片喝彩和叫好就不足為奇了，不少華人單純的認為中國的崛起會助其提升所在國的身份和地位。然而，中資和「一帶一路」能否為華商帶來機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海外華商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而不是非理性的盲目追捧。如果不能將中資的到來轉變為海外華商調整內部結構、轉型升級的契機，一味以中華和馬來文化的中間人自居，華商或將在來自於馬來社會和中國投資者雙重壓力的夾縫中艱難生存，其中間人的身份認同也將在中馬政治精英日益密切的交流中褪「色」，最終淡出歷史舞臺。

2018新年伊始，馬來西亞華商在中國資本大潮中該何去何從，需要華商認清現實，擯棄陳腐觀念，苦練內功，跳出血緣囹圄，培養全球視野。唯此，才能「內」化解不公待遇，「外」跟上中國發展的節奏和步伐，不僅分享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更在馬來西亞現有體制內實現自身權益的最大化。

張淼	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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