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選盟運動在這十年無疑改變了馬來西亞的政治文化，惟面對當下政治困頓時期，許多當年的街頭鬥士，紛紛回歸日常生活，對政治時事不聞不問。眼見新的政治文化逐漸枯萎，我們應該有怎樣的因應之道？面對現有局勢，本國社運應釐清長短期目標。短期目標方面，必須提出主張回應第十四屆大選。就長期目標而言，則必須充分地認識政治象徵與儀式的功能，推動非政治的文化實踐。如此一來，即便來屆大選無法促成政黨輪替，至少能夠把群眾留在公共領域，而非因為失望而退縮到私人領域。否則的話，我們的新政治文化將成為過去式，民主化的夢想就離我們更遠了。
【文／吳小保】
近十餘年，以淨選盟為主導的公民社會運動，儘管未能實質地改變選舉制度，卻改變了馬來西亞的政治文化，打破政治禁忌，動員群眾參與遊行示威以及各種政治活動。
然而，在兩次大選、幾次大型集會衝撞體制失敗後，民心一時渙散。此外，在野黨內鬥、分裂，局勢陷入混沌不清、是非黑白難辨，終致群眾普遍感到疲乏。面對這個局勢，我們卻又提不出具說服力的新論述。大家對未來不樂觀，甚至失望或絕望。
就政治的絕望而言，把視線移向香港，就會發現馬來西亞並不孤獨。
自1997年以來，中港矛盾不斷升級，近幾年「雨傘運動」爭取普選失敗後，民間社會遭到體制的強力打壓，許多異議份子被關進大牢，言論自由、法治精神等漸漸被侵蝕。面對種種挫敗，香港人不免感到失望。
為免局勢持續惡化，香港知識界開始反思，梳理運動的意識形態與行動綱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在《立場新聞》哲學版刊登的系列文章。該系列文章由哲學版主編阿捷撰寫，分別是〈重拾政治的道德：從六四晚會到學院在民間〉、〈行禮如儀何以成為批評，儀式於政治的意義與象徵重構〉和〈如何梳理遊行集會的「無用」感？我們需要非政治的文化實踐〉。以下將簡要概述相關論點，以期作為借鏡，思考本土社運問題。
知識界省思社運綱領
香港近年本土意識高漲，出現各種不同主張。例如，有人對過去「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行禮如儀」的抗爭方式無法帶來突破感到不耐煩。也有人認為，為了堅守本土政治，必須放棄關心中國民主。同時亦出現所謂「現實政治」論述，主張政治本質就是暴力、謊言、鬥爭，因此不需要談道德對錯，只談謀略與手段。在此情況下，運動圈——特別是本土右翼——普遍出現批評「六四晚會」與「七一遊行」的聲浪。
面對上述趨勢，阿捷提出幾點思考：首先，他認為，必須建立一個政治共同體，其基礎並非「本土」，而是「公共道德信念」，即對正義與良善社會的追求。然而，僅僅擁有理性的「道德信念」是不足夠的，還必須有情感的紐帶，把群眾凝聚起來。這就涉及第二點：「象徵」與「儀式」。
作者大量引述人類學、社會學等研究成果，指出「象徵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本方式」，而「儀式就是通過舉辦定期活動，從反覆的舉動中重獲集體情感與相互依賴的狀態。在這意義下，儀式便是一種體現集體力量或社會規範、重複性的象徵行為」。
（來源：自由亞洲電台／陳槃）
在社會運動，所謂儀式係指口號、歌曲、歡呼、姿勢、道具、衣服等，而這往往出現在集會遊行或紀念活動。這些儀式往往因為和理非非、行禮如儀的性質，遭人詬病。根據阿捷前述的爬梳，象徵與儀式對共同體的創造與維持，其實有著重要的作用。故此，他認為應該保留「六四晚會」與「七一遊行」的政治儀式，但不排除有改進的必要。
儘管象徵與儀式對促進集體情感有正面作用，如果人們的情感紐帶只能在非常態的或非日常化的活動（如遊行示威、紀念活動）才得以召喚，還不足以有效地轉化成政治力量。尤其在面對找不到政治出口時，容易掉入虛無主義的泥淖中。因此，第三點，作者提出「文化實踐」，它能把人們從儀式中獲得的集體情感與理念轉換成日常生活的實踐。相對於政治行動由於目標清晰，故成敗分明，容易有挫敗感；文化實踐則常被理解為長久的工作，因此得失心不重，從而在政治困頓時期民間仍可保留活力與實力。
回看馬來西亞，淨選盟運動在這十年無疑改變了國內的政治文化，惟面對當下政治困頓時期，許多當年的街頭鬥士，紛紛回歸日常生活，對政治時事不聞不問。眼見新的政治文化逐漸枯萎，我們應該有怎樣的因應之道？對此，阿捷提出的運動綱領，值得我們借鑒。實際上，此綱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許多地方社運的模式。茲舉華教運動為例略加說明。
作為本土社運老招牌，華教運動儘管已失去往昔地位與影響力，其營運模式卻有借鑒之處。
華教運動的儀式與象徵
華教運動在公共道德信念方面，提出「母語教育是基本人權」主張，透過各種象徵符號與儀式，創造與強化人們的共同體之情感紐帶。就這點而言，華教運動的性質近似宗教。這並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因為民族主義向來被認為是世俗版本的宗教，其在精神與形式等各方面往往有高度相似之處。
宗教有先知、佈道者、節慶、廟堂、宗教機構。同樣的，華教則有族魂、先賢、園丁、華教節、學校、董教總、紀念館。
（來源：Justice for Lim Lian Geok）
許多知識份子不屑表演性或儀式性的活動，殊不知恰恰是這些儀式，營造了集體感；同時也透過這些儀式性活動，把「母語教育是基本人權」理念傳播出去。不僅如此，華教運動的根基還在於文化實踐：透過捍衛華語、維護華人習俗等方式，把情感與理念轉換成日常生活實踐，並俟適當時機轉變為政治力量。
至於本國民主化運動，我們不禁思考，儘管在某個程度上我們建立了共享的理念，卻缺乏定期舉辦的象徵與儀式性活動，尤其是像香港「六四晚會」與「七一遊行」之類的大型政治儀式。國內近年舉辦的「五一勞動節」集會，規模上遠不如前者，影響力亦遜色不少。
實際上我們並非沒有建立集體情感紐帶的嘗試，識者早已透過書寫、演說，宣揚「709集會」面對警方催淚彈時，各族之間的守望相助。又或者鼓勵大家穿黃衣、繫黃絲帶。但這方面的成果不彰，幾個因素，其中一個是缺乏定期儀式性活動的保溫。所謂定期儀式性活動，其特點包括重複性與戲劇性，前者讓人們在反覆舉動中建立集體情感，後者則能產生參與感。
面對現有局勢，本國社運應釐清長短期目標。短期目標方面，必須提出主張回應第十四屆大選。就長期目標而言，則必須充分地認識政治象徵與儀式的功能，推動非政治的文化實踐。如此一來，即便來屆大選無法促成政黨輪替，至少能夠把群眾留在公共領域，而非因為失望而退縮到私人領域。否則的話，我們的新政治文化將成為過去式，民主化的夢想就離我們更遠了。
 吳小保 |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業餘者（Amateur）成員，與朋友一同營運「亞答屋84號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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