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評論第11期——講座·論壇】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保松談「政治哲學的公共實踐」。

一般人大概很難將學者跟現實生活中的政治議題扯上關系，這種情況在馬來西亞尤為明顯。各項惡法限制公共事務參與，加上社會變遷等因素，導致大專教員逐漸成為人們心中的安命於象牙塔內的刻板形象。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周保松，卻是其中一位活躍於各個社運場合的哲學教授。2016年11月26以及27日，吉隆坡上海商務印書館有幸邀請到周教授前來公開演講，推介其新書《小王子的領悟》（香港中文大學，2016）。其中一場題為「政治哲學的公共實踐」在吉隆坡蘇丹街總店舉行，吸引不少讀者出席。

為了讓聽眾掌握重點，周保松開門見山指出，他的演講將以香港2014年杪的雨傘運動經驗為藍本。首先，他說明個人背景及求學經歷，「小時候，我在中國大陸農村出身，因為家庭的政治背景不太好，家人是地主，父親是右派，文革時期全家人都受過不少迫害。上世紀八十年才移民到香港，在香港最窮的地方——深水埗成長。1989年（六四學運）對香港的政治發展影響深遠，那時我才中學四年級。九十年代初期，我進入中文大學念工商管理，但念了三年，發現跟自己的性情不合，才轉去讀政治哲學。大學時期都在做學生運動、學生會，我的啟蒙老師就是當代中文世界的重要政治哲學家石元康先生。」

「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責任，就是確保每個人擁有平等的自由權利，當中包括言論自由的權利。」他認同的政治主張，大致上包括個人自由、憲政民主、多元文化和社會正義。這些都已在他的著作，還有曾經發表過文章反複討論過。接下來的演講，則著重理念的實踐經驗。

罷課不罷學，街頭就是課室

由於未預料到雨傘運動將長時間進行，結果佔領期間該進行哪些活動，成為所有參與者共同面對的問題。對於參加罷課的大學師生而言，利用佔領現場繼續學習，自然是不錯選項，因此有人號召「罷學不罷課」，不少講師教授自發奮勇前往現場義務授課。

「對民主體制的最大威脅，莫過於人們都不具備公共說理的能力。不懂得如何聆聽跟我們主張不同的人的意見，原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坐下來談到政治，就立刻變成仇人。」

根據周保松在《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香港中文大學，2017）的歸納，所謂公共說理並非立場的宣示，而是道德說理。重點不在於你相信什麽，而是所相信的有無足夠理由支持。公共說理的過程，必須將欺詐、虛假、宰制、壓迫等行為減到最少。說理者須具備相應的一種說理人的德性，包括願意聆聽，願意介入公共討論，願意容忍、尊重甚至欣賞異見。在雨傘運動期間公開授課，正是企圖改善上述情況的嘗試，讓更多民眾得以參與公共議題討論。

對周保松而言，走入群眾公開授課是非常寶貴的經驗，獲益匪淺，讓他意識到，一般大眾未必抗拒接受較為高深的學問。不少市民在佔領期間參與現場課程，全部上完，還有不錯的提問，完全顛覆了他原來的預想。

當然，周保松是大學教授，而非走在前線的抗爭者。對於改變社會，他更看重如何善用自己的身份，對學生們發揮更大影響力，其中一個方式，就是積極籌辦「犁典讀書會」。自2003年開始，在他的教職員宿舍每個星期聚會一次，每次要求參與者閱讀指定學術原典篇章，十多年來從未間斷。這可能是華人社會中，延續最久的嚴肅讀書會、沙龍。

周保松說：「閱讀範圍按主題擬定，如民主或自由，就找來當代重要文章研讀。每次由一位參與者報告，過就有大約兩個小時討論。參與者包括中學生、本科、碩博士生和年輕學者。」至於沙龍方面，則定期邀請兩岸三地學者前來演講，曾受邀請的包括香港作家梁文道、陳冠中、臺灣《思想》雜誌總編輯錢永祥、臺灣中研院社會所吳介民等。這些悉心安排，讓中大學生直接受惠，有機會接觸到深層的學術討論，加強思辨能力。

實踐自由價值無懼打壓

2014年5 月中旬，周保松原定在廣州中山大學一連三天的「論自由與社會公義」系列講座被取消，近兩百名大學生自發回到課室，以不同形式（詩歌朗讀、歌唱、分享）實踐自由的價值。

「中國青年對政治哲學非常渴求，每次講座現場都坐滿幾百人，非常認真。當時主辦單位說，你不要上來了，可以到外面找個小書店，就不要在學校講。我說不行，要麽就堂堂正正在大學講，要麽我就不上去。」周保松接著宣布維持原定的題目在微博開課，以答問形式進行六個小時的網絡對話，當天的討論記錄還能在網上找到。毫無疑問，身處中國的高壓氛圍，表面上看起來再卑微的抵抗行為，都體現出無比的勇氣。

臨近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周保松說：「當時一整個月，所有文科講座都被取消。這是對學術的打壓，但沒有任何學者抗議，我當時比較天真，就忍不下這口氣，無法接受無故取消講座，連一個理由都沒有，所以我提出抗議。」

周保松的學術與社會實踐，展現出學者應有的風骨。學者在公共課題上保持沈默，並不代表社會必然邁向沈淪。問題也可以倒過來看，社會原本存在各種重大問題，學者逃離公共議題，不啻為社會問題的表征。其實，他們不過具備專業學識，極其量只能在象牙塔發揮影響力，一旦進入社會也未必能與從政者或社運人士相提並論。

換句話說，縱使學者願意走進社會，也不見得有條件或能力，可以走到更前線的位置。試問在一個相對正常的社會，又哪會有那麽多人期盼學者走上街頭？周保松的實踐雖未為香港帶來實際變革，他只是努力捍衛崇高價值。但這些卑微嘗試，難道不是日後促成真正變革的重要前提嗎？

（黃麒達，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畢業，思辨會社以及業余者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