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評論第10期——專題：報殤15週年】

為把近年本土華文媒體環境變化與華人社會形成的複雜關系，進行更清晰的討論，本文將社會做出以下較為簡化的分類。其一為「常民社會」（folk society，或稱民間社會），主要內涵為「由私人利益、常識、情感認同、族群語言、文化慣習等日常經驗所構成的常民世界，本質上這是一個接近『搏感情』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二則為這些年在華社頗常使用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稱市民社會），其主要內涵為「民間領域的利益與情感，經過理性溝通的中介，所構成的一個『講道理』的公共生活。」常民社會在性質上是「自然狀態的」社群生活，且是營造現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上的基礎。然而，常民社會若未經轉化，並不會自動構成公民社會。

因此，要在常民社會的基礎上創造公民社會，需要各種制度、社會文化與物質條件做為基礎，將人民的情感與理性結合交織起來並加以轉化成為公共生活的內涵，能對各種公共議題表達意見與進行討論、協商，形成基本上為各方接受的公共意見，以影響國家政策的施行，讓民主政治能有效運作。不過「公民社會」也有其問題與限制，礙於篇幅所限，暫且不論。

在馬來西亞過去數十年的族群政治格局中，華人社會內部相當異質，但大致仍處於「常民社會」的狀態，特別是1970年代以後的國內氛圍強化華人的危機意識，密集透過族群情感作為政治動員，防禦「馬來霸權」的壓制。華社在憂心被同化的防禦心態下，更強調中華文化與語言的獨特性和優越性，在華文報紙、華文學校與華人社團等文化機制長期運作下，以抵抗性的情感認同凝聚內部力量，強調各種不公平政策對華社的打擊，甚至使防衛成為一種慣習。

馬來西亞歷經新經濟政策後的發展，讓華文媒體在型塑華人文化認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成為華人凝聚族群內部共識，對抗國家機器亟欲同化的動員機器與族群認同建構的機制；另一方面，它符殷國家意識型態，倡導現代化發展與愛國意識，除符合華社上層階級的現實利益與對主流意識型態缺乏智識上的反省，也以此強調華族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正當性，在這過程中呈現一種自我規訓的狀態。

然而，當華社內部主流深陷於防禦的思考框架時，社會內部一直有股微弱力量（特別是知識人）在防衛狀態下，也思考如何更積極地進取，試圖將「常民社會」往前推進，朝更具進步意義的「公民社會」方向發展，打破族群政治的框限，以「公民」身分介入公共事務與治理，建構「現代」的公共生活，這樣的意識與意圖在1990年代更加清晰。1998年「烈火莫熄」改革運動開展後帶動民間出現更清晰的「公民社會」之想像，企圖突破族群藩籬，積極進行跨族群的串連與動員，挑戰了長期在族群政治中存在於各族群的族群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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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富，傳播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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