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評論第10期——專題：第14屆大選前政治困頓期】

摘錄：

馬哈迪與在野勢力結盟，希望給予納吉重擊，他們寄希望的對象依然是政治精英，試圖爭取巫統黨內不滿納吉的力量揭竿起義。《公民宣言》最在意的並非公民，而是巫統黨內異議／騎墻派精英。原來的盤算是，一旦巫統出現一股有意義的倒納吉風潮，馬哈迪才可以向納吉逼宮，進而利誘／交換其他國陣成員黨倒戈，在納吉倒臺前棄船加入迫退的行列。可是，當在野黨和社運領導站出來與魔鬼合作，社會中浮現的困惑質疑，竟抵銷了應有的熱情與能量，結果《公民宣言》要費時兩個半月才完成百萬簽名，民氣渙散可見一斑。

事實上，《公民宣言》無法在社會上營造起強烈的反納吉聲勢，也跟這個運動的保守和局限有關。它至少有三個局限：一是《公民宣言》內容缺乏恢宏格局；二是《公民宣言》爭取對象不是公民；三是《公民宣言》只關心選舉而不重視改革。簡單而言，它仍然是精英取向，是政治領袖強勢主導的行為，核心思考圍繞在精英之間的策略互動與選擇。一旦體制內的政治精英無法按原來的預期有所鬆動，整個策略盤算就會出現當機效應，而處於被動和觀望的群眾，則很早就被排除在這場政治博弈以外。

《公民宣言》運動不啻是大馬民主化路徑選擇的具體縮影。過去十年的民主化過程，雖然展現出高度的政治動員，但背後最主要動力仍然來自朝野精英的策略聯盟，透過不同階段的精英分化、結盟、交易和解體，帶動政黨在選舉場域上組織群眾、切割選票、動員派系，引致政局波動。但是，由於民主化所選擇的路徑是精英的合縱連橫，政治參與的主體集中在高層精英，而不是民間社會力的廣泛動員與自主投入，一旦政治精英在策略互動上陷入瓶頸或失誤，民間社會力就會失去依托無以為繼，無法隨民主化過程而培力成長，繼續前進。

如果說馬來西亞截至此階段的民主化過程，主要特征是以政治精英的策略互動為主軸，那麽這個特征的背面，也是它最需要檢討之處，就是社會運動和民間改革力量，並沒有同步成長與壯大。政黨精英之間的機關算盡，籠罩了整個民主化過程，在這期間社運力量並沒有獲得相應的成長資源和關註重視，過多的資源集中在政黨和政治精英周邊，造成社會基層的自主成長其實是受到排擠，也沒有取得社會本身足夠的認同與註視，因此削弱了民主化進程與社會進步力量的進一步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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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永強，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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