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評論第10期——專題：報殤15週年】
在反對馬華收購、張曉卿壟斷的氛圍中誕生，2002年創刊的《東方日報》（以下簡稱：《東方》）肩負著華社的期待——突破資訊封鎖、撐開言論極限。這14年來，《東方》面對當權者打壓、競爭對手圍剿，偶爾也面對知識圈的批判。《東方》總是予人「恨鐵不成鋼」的遺憾——究竟是環境局限使然，抑或掌舵人沒善用時代的條件，創造更大的可能？
2016年4月，《當代評論》約訪《東方》前編務總經理吳彥華，暢談《東方》這些年來的轉折。吳彥華於2002年投身參與《東方》創刊，先後出任執行總編輯、新聞總監、副總經理和總經理（編務），直到2009年11月退休。
吳彥華（《東方日報》前編務總經理）
訪問：林宏祥（自由撰稿人），整理：張溦紟（自由工作者）
理想報紙的現實差距
問：當年《東方》在反壟斷的氛圍中誕生，你是參與創刊過程的一份子。你當時理想中想辦的報紙，和後來今天這份《東方》，差距遠嗎？
吳：這個問題應該分幾個階段來談，主要是我參與，以及後來沒有參與的階段。2002年《東方》開始籌備時，我就已經進去。我的編號是007，是第七個員工，也是編務部的第一個，排前面的都是買機器的同仁。原本董事會希望我們能够整頓東馬的《詩華日報》，然後以這個團隊來西馬辦報，但我認爲行不通。我原初的想法是，先成立一支新的團隊，訓練新人模擬報紙的運作，待熟練並進入狀態以後才出報紙。但是，這個看法並沒被接受，改用成本較低的方式，先內定每個部門的主管，再陸續成立20來人的隊伍。
2002年申請准證不成，同年8、9月才弄到准證，9月29日出版一天就關掉了。當時，我就跟古玉樑（《東方》創刊關鍵人物）說，爲什麽不趁機把它停下來，我們重新整頓？但古玉樑說老闆不能等，年邁的老闆病疾纏身，他十分期待看到這份報紙，於是只好照辦。當時我覺得這（停刊）是一個天賜良機，因爲我始終認爲，我們籌備不足、倉促出報，輕視辦報的工作，沒先把體制弄好。
當時，整個編採部班底以《中國報》爲主，《南洋》爲輔。由於我剛在外國工作了四年多時間回馬，過去的編採班底都已各有高就。所以，2002年四月份招得《中國報》前老總潘友來加盟之後，人事招聘多由他决定。我作爲他的副手，從旁協助，並招聘了一些新人和其他外援。可是由於事前過度樂觀、籌備不足，以及館內不同背景人員沒能在短時間內磨合協作，損害了報館應有的順暢，拖慢了前進的步伐。加上水平能力又參差不齊，造成開報之後，一直無法打開飛躍前進的局面。那段時間，我只負責國際新聞、副刊和資料室，開報一個月後的2003年1月，我看到形勢大致已定，就請辭了。
古玉樑後來建議我調去業務部，同一時間董事會請了黃明來進來（出任高級總經理），又希望我回去編務。於是，編輯還是由潘總掌管，我只是負責採訪部，兼管公關。鑒於採訪部隊伍不大，實力不足，我就使用兼管公關部的權力，借調資源，推出各種《東方》品牌，比如「《東方日報》大講堂」、《東方》專題、《東方日報》嘉年華、時事講座來輔佐內容。我自己也親自撰稿作國際時評、及時評論，和開闢專欄以鼓勵內部基層同事撰稿作爲他提升水平之途徑等。這段2004至2009年期間的報紙，包含有我努力的遺迹，也應該是我比較希望辦到的報紙。當然褒貶之權在於讀者。
三年之後，發生一些糾紛，開始出現財務問題，董事會對內容也不甚滿意。2006年年底，就發生了三人小組問題。董事會又找古玉樑進來，並認爲當時《東方》消耗太大了，錢花得太厲害。我覺得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原本的做法沒有錯。這是新的報紙，如果不準備花這個錢，根本不用做這個報紙。
我覺得把問題怪罪在一個人身上，對那個人不公平。當初大家就是想要快速擴大《東方》、擋住《星洲》，內部不健全的問題，造成爛賬很多。這就是報館一開始時沒注重把內容先做好。須知，一個報紙的出現是多方面的。除了編輯部、採訪部、印刷部、採購部、行政部、公關部，還有電力部等。搞報紙其實是一門大學問。
我認爲，我們的公司開始走得太快。業務方面，我們催收賬目的人能力不强，發現報販很多家庭問題。當時出現的狀况是，報販手上有了錢，於是花天酒地，把錢花掉了，這筆數目不小的賬目，就很難追回了。
三人小組事件後，黃明來、古玉樑離開，變成我落單。當時是我第三次回來，真的很辛苦。本來我和黃明來合作無間，尤其是當時編輯部走那麽多人，損傷很厲害，而且大選很快就要來。那個時候，我只能拉著一些有共識有默契的同事來共事。2008年3月大選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轉型，那時候阿都拉並沒有花太多心思管控媒體，我們的評論是相當出位的。我們那時候一直在測試底綫，後來納吉接管就想要施壓。
2003年到2009年，雖然它出現很多變化。但是，我覺得《東方》還算是有一定的水平、風格。報紙會比較薄，內容不算全面。但是勝在言論、專題的批判性較强，國際課題也沒有像其他報紙一樣走傳統的偏一中路綫。
一直到2009年，董事會物色到了心屬的辦報人選，我於是再度醞釀離開的念頭，加上已經到了55歲的退休年關。2009年我離開以後，《東方》變成什麽樣，我都不能改變。但是我必須說，我走的時候，2010年的素質還是很好，當時剛好遇上馬華公會黨選，以及黃家定、蔡細曆兩派勢力鬥爭。2011年又一次黨選，《東方》的表現還是可圈可點。執行總編輯陳利良當時也很勤勞，憑著自己的人脉不斷挖掘馬華的內幕。我認爲當時是《東方》的巔峰。
可是，之後就開始下滑，從120版减剩96版，甚至合並地方版，縮减很多地方的資源。撤了很多地方辦事處，如吉蘭丹、亞羅士打、關丹、拉美士、峇株巴轄、東甲等。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把報紙變成Tabloid（輕便型小開版），是很大的損傷。一轉的時候，很多看慣broadsheet（寬版）的讀者就無法接受。馬來西亞華文讀者喜歡「大」的，標題大大。在英文圈子裡，tabloid基本上是沒有貶義的。但中文呢，tabloid即是小報，顧名而思義嘛……所以他們不能接受。
問：當時（2008年之前），許多讀者都寄望《東方》在言論尺度方面是最大膽的，內容上能够做到最好。具體而言，你理想中的媒體是什麽？
吳：《東方》之所以後來强調言論，是逼不得已。一開始要走的路綫其實是大衆化，市場才會够大。如果在報攤同時擺出幾份報紙：《南洋》是商業報紙、《星洲》是綜合性、《中國報》是滿足低下階層需求的報紙，這些報紙都有自己的定位。那麽你的利基市場（niche market）是什麽？要找到一個切入點剖開。我們當時認爲，很多媒體都是一般性新聞報道，也不管讀者是否理解。我們就想說做一個解說性、教育性的報紙。
其實，就是專題報道，也包括社會問題，不單只是言論的問題。不管政治、文化、民俗、財經、國際，要用一種解說式的報道，用很多種方式去解說這個媒體，以啓迪民智的方式去辦報，交待這個事情的背景，甚至這個背景的故事多過於這個事情。
它無法像香港這樣。香港是個城市。人的交往很密。但是馬來西亞不一樣，即使在吉隆坡，你很少看見使用同一個語文的人在一起，互相聽見彼此的聲音，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環境。在香港，你抬頭看到電視熒幕裡的新聞、夜裡走進地鐵有夜報，你感覺時事的脉搏一直跳躍，一直跟隨你。我們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看不到這樣的情况。本來是這樣子設想，後來發現我們請進來的人，符合不到。因爲我們的環境沒有這個壓迫感。現在有手機，比較好。
本地中文報業帶來的影響
問：你如何評估《東方》對本地中文報業帶來的影響？
吳：《東方》曾經對華社帶來衝擊，但它現在已逐漸演變成一般的報紙了。如果它不是在被政府行使權力而是自行關閉的話，社會不會出現聲音。它對其他報紙也産生不了影響。
問：就是不會像《馬來西亞局內人》（Malaysian Insider）關閉這樣，引起社會的感慨？
吳：報館關閉本是常態。即使Malaysian Insider的關閉所引起的關注也只限於知識份子圈而己。我曾經服務過的報館如《通報》、《新晚報》和其他報紙《建國日報》、《新明日報》等都關閉了，社會也沒起波瀾。《東方》則曾經引起華社相當程度的關注，特別是初期在報業壟斷的課題上，啓蒙了華人社會的警惕。但今天，你的利基市場在那裡呢？
問：今天回頭來看，大家曾經對《東方》有所期待，但期待的結果就是恨鐵不成鋼。它無法突圍、撼動世華媒體的地位，真正的原因在哪裡？
吳：我認爲要分爲幾個階段，或是幾個原因。其中董事部的作用是最關鍵的。我必須說一個砂拉越的機構到西馬來投資「燒錢」的報業，確實勇氣可嘉。雖然他們一直都很成功，各種投資都賺錢，但西馬是他們所不熟悉的，報業更非其强項。假如他們以在東馬的成功經驗或他們已經成功辦好的《詩華日報》作根據而想在西馬如法炮製，一不小心就會陷入誤區。
當然，《東方》主要還是西馬的報人在操作，成與敗都應該是西馬員工要負較大的責任。但東西馬兩邊環境、文化、理念都截然不同，這也常常造成董事部的誤判。《東方》創刊至今已13年了，有關東、西馬的磨合，董事部與執行者和普通員工的圓融等應該都在這些年中得以解决了。
問：不過，既然董事會沒有輕易關閉，願意繼續經營這份報紙，意味著對它還是有些期待吧？當然，這可能也關乎企業集團有其他利益，所以不介意報館耗損那麽多錢？
吳：媒體的力量很大，儘管是很糟糕的報紙，它還是一個媒體。太多東西可以在其中交易。即使是一個很小的螺絲釘，沒法將機器鎖緊，它還是可以刺脚，讓你的脚底流血，就是這樣簡單。它就算很小都好，只要存在，它就有力量。
問：董事會的性格是一回事，那麽規劃和執行內容及行銷的主管是否也有責任？
吳：報紙的成敗當然是由編採、行政、廣告、行銷等各部領導來擔當責任，這是責無旁貸的。我認爲大家在開報前對外錯估形勢，對內籌備不足。外部的打壓是史無前例的，而內部又沒有加强扎實的工作，於是我們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那是一個很壞的開始。編採部或許只是實力不足，但其他部門有的簡直是從零開始。廣告、發行、收賬等從主管到普通員工大多是新手，我們原先想拉攏外報資深人員的做法全落空。
於是，一切都要從零開始，從新做起。各部的主管與普通級員工大多都要上訓練課，而且即學即用，但真正能融會貫通，産生效果的並不多。所以，大部份人都沒有被訓練成材。《東方》不像其他成熟的報館，它沒有資深主管帶動，也沒有成熟的制度和機制，每個員工都不能各司其職，自動自發，而是每天都提出各種疑問或造成各種問題，造成時間和精力的極度消耗。這種問題也衍生出行政管理、財務催賬等問題。
面對這種困境，我認爲應該「壯士斷臂」，忍痛將舊賬一刀切。如此才能在新的基礎上，重新來過。
言論賣點起家卻關掉社論
問：《東方》數度改版。比較爭議的是以「言論」爲賣點起家，最卻關掉「社論」。當時此决定背後的考量是什麽？
吳：其實，這是董事會的决定。當時是三人小組接管之時，也恰好是張景雲先生三年的合約到期。董事會對社論有意見，認爲文章曲高和寡，看不明白。當時，報館兵荒馬亂，內部掀起離職潮、又要改版，我們其實也沒有真正坐下來討論這個問題。
當年，其實是我建議黃明來去把張先生拉進來，黃也同意。那是2004年，張剛離開《南洋》。搞言論，他是活招牌。後來，我們還特別辦了兩場以他爲主的講座。
社論的確可以象徵一份報紙的格調。雖然，有些銷量很好的報紙未必有社論。董事會當時的解釋是，如果你們把言論版每篇評論都做好的話，每一篇都是社論，除非你們沒辦法寫。我們當時用了一種取巧的方式保住社論，一個星期兩篇。雖然，當時也面對很多批評，我們也沒辦法解釋什麽。
在馬來西亞，你很難做一份以言論爲主的報紙。受衆群太小，人數太小。表面上，很多人使用中文，但真正使用中文來思考的，不多。
真正使用中文來書寫的，更少。能够針對特定社會課題寫的，自然少之又少了。在這樣的一個情况下，如果你要廣開言論版，需要很多寫手，它的人力是很少的。其實，在本地，中文使用程度不高，在很多華人公司、機構裡，行政語言是英語。你的圈子這麽小，如何找出足够的人，來寫評論呢？
當時老闆建議，效仿英文報，刊登讀者來函，行不通。你不像香港，遍地開花，什麽人都有，加上他們地方民主開放，就很容易激發這個東西。馬來西亞又是一個很閉塞的國家。我們只能讓好的文章帶動一些人來寫，但這是一個很漫長的教育過程。
當時確實有一批罷寫四大報的評論人，我們起初以爲大家很踴躍，也召集了一些人，希望他們能支持，到最後都沒寫。有些半年寫一篇，你就維繫不到。你甚至還要去催他寫，偶爾約他喝茶。我們哪裡有人手有空去做這樣的工作？
問：有指「內容是王道」。只要內容好，媒體就能撑得久？
吳：內容肯定是王道，但要分清楚什麽樣的內容。像《中國報》也是內容。它的受衆是一些比較低階層的讀者，符合他們的口味，他們願意花錢買。而且他們用一種比較煽動讀者內心情緒、嘩衆取寵的也好，讓你産生同情心那種煽動，它玩弄你的情緒，讓你覺得報紙講中他們心裡的話。一般擺在理髮院、小販，擺在檔口，沒顧客的時候他就翻，從頭看到尾。
《星洲》秉持過去的歷史，文化類、宴會、社團佬的內容。你走怎樣的路綫，就用怎樣的內容。問題是《東方》沒辦法在定下內容的取向後完成目標，最終零零散散。開頭的時候定下目標，卻沒有毅力的貫徹。沒有堅持這個。當時還有人真的這麽以爲，「三年之後（自然）就會好了」。
反壟斷：宣傳策略或論述之爭？
問：《東方》初創時期，被對手稱爲「駡人的報紙」。其中撥出巨大篇幅批判《星洲》，但也間接在華社散播「反壟斷」的概念。這是宣傳策略，還是論述之爭？回看當年，你如何評估？
吳：我覺得效果適得其反。外界覺得我們的語言很粗暴，結果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雖然也有的人認爲我們是受到打壓而表示同情。比例上，反感和稱贊的相比，大概是三比二，或甚至是三比一，也就是說稱贊認同的人其實沒有過半。
當時我們設定産品的對手的確是世華集團大報，總體方向已經定調，但手法沒有細談，以至於後來用了這種方式。很多朋友認爲，我們應該以內容競爭取勝，而不是謾駡。我同意並認爲應該用一種比較細緻而非粗略的方法。否則，大家就半斤八兩。
不過，當時董事會並沒有反對，甚至樂觀其成。而行政管理一般都由上層指令下級，最後是靠董事會拍板定調。如果你不同意，你只好離開，這是私人公司的法則。駡戰大概維持到2005年以後就沒有了，現在也過了十年。這是事後回頭看的想法，我們沒辦法改變什麽了。
問：第十二屆全國大選之前，發生馬華收購南洋報業。當時報館普遍面對的問題是，馬華公會的政治勢力會把手伸進去編輯部。例如寫一篇批評時任總會長黃家定的文章，報館就會接收警告信。但是，第十二屆全國大選以後，整個局勢很不一樣。對現今的報業來說，政黨干預、出版准證還是不是一個障礙？况且，前幾年出版准證更新的條例也修改了。
吳：准證作爲一個緊箍咒的問題已經不存在。我覺得最大的挑戰反而是，資訊好像潮水般涌進來，受衆接受訊息的方法和來源太多，不需要仰賴報紙，特別是即時新聞。如今政府已經很難掩蓋新聞。一個事件發生，如果不是太複雜，如1MDB，你一眼看就明白的東西，你是蓋不掉的，因爲社交媒體已經廣傳了。例如集會發射水炮，以前哪裡可以這樣子登的？平面媒體現在面對的是：媒體消息來源的多元化之後，你怎麽生存？這是更嚴峻的問題。
但是這些報館的頭頭好像都沒有思考眼前面對嚴峻的考驗，而且迷信人有我也有，一直跟風。所以，今天你看到記者同時必須帶著攝影機、錄影機去採訪。我就想，我的天啊，你把記者當成是什麽東西，這是不對的。
記者必須同時兼顧幾種媒介所需要的不同訊息類型，又要拍、又要寫，一呼三、四應。結果，他每天都必須經歷一場又一場的虛耗，沒辦法把工作做得更精細，讓報紙淪爲流水作業。結果，報章、網絡內容都是流水作業的成果，報道的內容沒有太多記載，其實也就失去了新聞作爲歷史存檔的價值。
訊息多元化給記者帶來的第二個挑戰是，記者需要掌握跨領域的知識，舉凡財經、法律、科學、醫學等專業術語。但是整個新聞生産運作，記者連查字典的時間都沒有。我很同情現在的記者，以前，我做記者的時候，還有一段騎摩托回報館的時間去思考文章的段落次序。可是，現在的記者在記者會結束後馬上就要在現場寫完上稿。當然，這不是馬來西亞獨有的現象。最終，他們都對自己的工作産生倦怠，更不會對報館抱持忠誠的態度，只是當作打一份工，更遑論有時間進修了。
我們不能把日報當成是電視、網絡，然後窮忙著應付其他媒介的作業要求。這是不對的。報紙怎麽可能有深度？結果兩頭不到岸。我覺得這才是媒體工作者、報館的困境。
問：媒體壟斷曾經是2006年媒體界非常關注的議題。你認爲這個時候如果還在談壟斷，是否有其時效性嗎？壟斷是否還是當下中文報業最關鍵的問題？
吳：訊息壟斷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但是，假如你在一個國度裡，壟斷了不同媒介的資訊生産方式的話，它還是壟斷。我的意思是說，例如《星洲日報》已經掌握了所有訊息流通和生産的技術之後，那也是一個壟斷，因爲你就控制了訊息本身。
我認爲更關鍵的問題，是我剛剛提到的訊息多元化對新聞生産方式所造成的衝擊。例如，電視和報紙都會把臉書當成是宣傳的社交媒體，甚至把點擊率當作是建立讀者群，以及跟廣告商協商的一個指標。
報館不斷把訊息更新在臉書上，其實是在幫臉書打廣告，爲它增加內容，對你的實際報份和讀者量並沒有實際的效用。現在的讀者從臉書接受的訊息是多方面，常常也忘了這則新聞是來自哪裡的。
我覺得這是沒有意義。這些報紙營營役役，忙忙碌碌去經營這些社交媒體，到最後不就是爲別人做嫁衣裳。最重要的還是自己養回自己，你的內容是什麽，你還是你，如果你要找更多曝光率，你要用你的內容作爲你的品牌來號召，而不是借助別人的平臺，最終卻累積在別人那裡。
改進《東方》或辦新報紙？
問：你認爲要突破現在的困境，是要再辦一份報紙嗎，還是要再改進《東方》？
吳：我認爲，面對訊息快速流通和多元化，唯有透過我所說的媒體大聚合，同時掌握不同媒介的性質，才有可能解决平面媒體那麽窘迫的問題。整個市場趨勢，如網絡速度、報份下滑、市場廣告一一逼著你來。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條件。如果有誰可以解决這個問題，就可以成爲媒體的霸王。
國外媒體如Times, New York Time也面對同樣的問題，一邊經營網站，要有應付印刷媒體。兜兜轉轉，還是發現此路不通，在網絡同樣拿不到廣告。美國的媒體也趨向集團化，同時掌控電視、電影事業例如Warner & Brothers，透過後者賺取的利潤來補貼紙媒，才能勉强過關。
我認爲，按目前情况來看，只有擁有媒體知識基礎的老闆，願意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報業或媒體業的改革，將媒體的運作融成一體，是一個更大的機構壟斷，才有辦法去改革。而且，他還要有良知，否則壟斷以後，一旦遇上政治壓力又會打回原形。同時，媒體集團內部共享一個資料庫，不同媒介可以依據不同的需求趨沿用這些資料。不過，這也意味著前綫記者需要具備更多的采集能力，媒體訓練機構需要投入更多資源。辦報已經很困難，媒體綜合後更困難，這才是更大的門檻需要去跨越。其實大財團是具備這樣的財力，問題在於沒有沒有這樣魄力，因爲需要很大的資源。
真正有條件成爲媒體大聚合，應該是一個國際機構，需要利用西方的設備、力量和技術，才有辦法解决這個問題。不過，現行條例不容許外國機構進來辦報。這已經不符合時代的條例。
問：那麽如果不辦報紙，轉型成爲雜誌？
吳：我知道你在問什麽。既然報紙無法趕上即時新聞，爲何不就乾脆轉型成爲雜誌？我認爲日報還是有它存在的價值，雜誌當然可以同時並存，是精華式的媒體。
其實，《東方》出版第一天就被取銷出版准證時，我就建議把日報編輯隊伍分成三支（時事、娛樂和財經）的編採隊伍，用雜誌方式闖出去。如此比出日報壓力小得多，對媒體新兵也有更多訓練時間。
不過，每天看報紙的人還是大有人在，網絡和手機所提供即時訊息後，隔天仍需要看較有分析性、解釋性的資訊。
我認爲紙媒還是有存在的價值，而且很重要，但是操作要改變，全世界都如此，馬來西亞也逃不過，只是現在也看不到任何實例找到一個出路。如果沒有紙媒，日後要對這個時代進行檢討和研究的話，會遺失掉很多原汁原味。
問：所以，你認爲報館從事培訓工作最大的障礙阻力在哪裡？這是否意味著媒體教育機構也應該要改變他們的教育方式？
吳：這個社會節奏和變化太快，即使是報館主管也跟這個社會變遷脫節，用舊的方式來辦報，還怎麽談培訓新人。就連我自己也是outdated，已經報銷了。
我不認爲是媒體教育機構的問題。訓練必須從報館機構本身開始，媒體教育機構隨後。媒體不應該聘請記者進來以後，就馬上派上場寫新聞，而是需要另上一些相關課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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