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iStock／BBC）
卓越的書評能起到串連專業社群與公眾讀者的「優越敘事」作用，協助各界人士掌握知識前沿。想寫好一篇學術書評，要下功夫，要有創意，更要有一定的閱讀量並熟悉相關學術領域的發展。最後，坦誠的書評有可能得罪人，也可能開啟研究新路向。我的一些研究合作機緣，除了演講邀約，也來自書評出版後的回應與聯繫。正因為這些，雖然辛苦，或許無用，我想我還是會繼續做功課，繼續作功德。
【文／陳琮淵】
現行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學術評鑑體制下，做翻譯與寫書評，皆屬性價比（C／P）極低的工作。不僅對考核升遷沒有什麼幫助，做對了、做好了也多半被歸功於原著及其作者的高明優越；書評認真批判或翻譯稍有閃失，不只得罪人還會引來譏諷與罵名，真是應了那句俗話：「有功沒賞，打破要賠」。
那麼何以學者有必要為此投入時間精力？將學術社群視為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者會說：「翻譯有助擴大視野交流知識，書評能起監督與鼓勵的作用，既是推進研究的手段，同時也在創造學術公共財。」這些看法知易行難，是公認的「作功德」。務實的學術從業人員更可能提出以下忠告：「多用主流學術語言寫作、多寫資料庫收錄的國際期刊論文，累積一定發表量後再將之集結成書；翻譯與書評等行有餘力再說。」這確也是不少學術社群的實況，但我們不該忘記，無論論文或專書，既是研究結果的集中體現，卻也僅是整個研究過程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閱讀、調查、思考等，乃是智識形成與轉譯的關鍵，這些功課無不在向前人及同儕對話取經。可以說，少了願意「做功德」（翻譯）、認真「作功課」（評書）的「傻瓜」，常此以往對學術發展顯非善事。
同樣的道理不僅在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成立，也適用於學科交叉且具有邊緣性質的海外華人研究。再者，雖說當代學術研究多是國際性、跨學科的，不限於單一國家、學門與語種，但英語學圈及著作的強勢地位仍然明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區域研究隨著國際地緣政治需求而興起；冷戰時期，華僑華人高度集中的東南亞地區，既被無緣進出鐵幕的研究者視為中國文化的實驗室；歐美學術機構及受西方學術訓練的學者亦挾其優勢的資源、檔案、理論、方法及平台，建立並鞏固學術話語權。以英文寫作更有機會成為研究經典，所使用的方法及研究模式更是華語及其他語言學圈華僑華人研究亦步亦趨的仿效對象。在新馬，華裔學者中有不少是受英文流源教育者，歷史檔案文獻也以英國殖民政府留下者為多。用何啟良教授的話來說「英文的掌握乃是打開馬新華人英文源流群體研究的鑰匙」【註一】；在台灣，早期海外華人研究的翻譯與評介，頗有向英文著作取經的意味。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創會理事長張存武教授就曾評價到：
海外華人研究的非漢文的著述恐怕較漢文業績尤夥且優。在這種情況下，翻譯工作便很重要。台灣的起步並不晚，但因為學術界對翻譯工作認識不清，輕視，以致人們不願從事此吃力不受重視的工作，而乏善可陳。……翻譯是智識觀念傳播的重要手段，學術界須重視。【註二】
（來源：SimpleTense）
事實上，台灣雖非華僑華人的主要僑鄉，但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歷史淵源，除了英文著作的譯介之外，包括早期中華學術研究院南洋研究所翻譯重刊的日文東南亞華僑研究書籍及調查報告，【註三】 以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持續彙編翻譯的日治時期檔案文獻，都有很高的史料參考價值。【註四】
近年來，隨著地緣政治及學術發展變化，在中國及海外華人社會，以中文為發表平台（期刊、專書、研討會）的海外華人研究社群，無論在建制及成果的質量上皆有長足的發展。既便如此，本文認為不同語言之間學術翻譯依然重要，除了彼此取經、截長補短，對不同學術階段的研究者而言，翻譯也起著各式各樣的正向作用。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時，頗受Chinese Ethnic Business: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一書啟發，當時除了做了書摘，也著手譯出第一章以利參考學習，不久後便發現臺灣師範大學王秀惠教授在國立編譯館的支持下，已將此書譯成《華人族裔企業：全球與在地的視野》【註五】出版，可惜王秀惠教授隔年不幸往生後，就少有相應專業學者（不包括專業譯者）投入相關著作的翻譯工作。任教華僑大學時，我也曾帶領學生翻譯印尼、馬來西亞華人研究著作，在文字及專有名詞的轉譯之外，我們也花費很多時間精力查詢、確認當地人名、地名、街名的準確用法；即使我相當熟悉作者的田野地點及學術背景，仍需絞盡腦汁設想最貼切文雅的譯句，更不用說某些著作因其敏感性無法在特定國家以原著語言出版、編輯過程中非必要的修改，皆令我深刻體會翻譯的意義與不易。
一位身兼人文社會科學書籍資深翻譯的學界友人說，翻譯某部人類學經典後，令他對此大師全面改觀，讀者眼中的天才學者，在譯者看來不過是下筆天馬行空、引註任性粗疏的寫作人。且不說譯文之創作與會通，又有誰能說翻譯不是最深度的閱讀、最深入的理解呢？另一位英文造詣深厚且翻譯多部歷史著作的師長也多次向我表達，翻譯最難的從來不是原文（英文）的掌握，譯文（中文）的程度好不好反而才見真章。翻譯是一項專業，在技術與技藝之上，其本質是跨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另外，是否對所譯文本的語言風格及相應的學術脈絡有足夠的了解，也是譯者必要的功底及修煉，絕非語文好就是好翻譯。而我也很難理解宣揚多元文化、擴大研究視野，卻不鼓勵或不投入翻譯的論調。
（來源：此外，學界也不乏有人主張，翻譯乃是以詮釋的方式進行某種程度的創作，譯本有其獨特的價值及創造力，甚至學術經典的翻譯也不必定於一尊。劉瑞華就指出：「文史領域學術著作的翻譯，並非只是將原書用另一種語文表達出來，而是必須根據原文，透過修辭讓讀者理解原書完整的內容，其中包括譯者自己的詮釋。這使得翻譯工作一方面在過程中要負擔字斟句酌的繁瑣，另一方面還要承受讀者對結果的評價。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重要的學術經典需要翻譯，而且不限一個翻譯版本。」【註六】
回台任教後，偶而也會讀到一些對於學術著作（之專業術語）誤解或錯譯的尖刻批評，除非翻譯特別不用心不入流，我對譯者、審訂者的付出往往只有敬意加同情，環境如此，對勉力為之者實在不忍苛責。
如前所述，書評理論上是一種有制衡力且能推動學術發展的同儕審查機制。史學家王笛教授表示接受撰寫書評的邀請，多半出於以下考慮：一、對該書的研究課題感興趣；二、強迫自己讀書；三、與學術界保持密切聯繫、進行學術對話；四、透過書評提供專業服務，協助讀者掌握學術進展；五、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註七】何啟良教授認為書評對讀者有信息、中介、導（選）讀功能，也能督促作者寫出更好的作品。我也十分同意何啟良教授的以下觀點：「研究素質的提升以及一個學科的發展，必須依賴一批具有批判性的同行與讀者給予適時的批評和鼓勵，並追蹤學術前沿，回顧成果累積，展望未來發展等。」【註八】但以目前訊息流通方式的多元發達與即時，出版品的排行、熱度與關注度往往更勝於好評，書評的影響力似乎也隨之稀釋，讓位給各種樣態的宣傳文字也就不足為奇了。撇開商業互吹不論，文人評書更令人詬病的是結黨相輕、指桑罵槐，好書未必得好評，卻把雞毛捧上天。書評書介偏頗雙標對學術的危害顯然更甚於吹噓捧場。
（來源：eCommerce Nurse Ltd.）
另一方面，社會學者蒂利（Charles Tilly）也指出：「社會科學的宗旨是對非專業人士通常用慣例和敘事來處理的同一套社會過程加以解釋與描述。……不過社會科學的解釋經常與慣例、常見敘事及／或主流規範相悖。更糟的是，社會科學家所提出的解釋常涉及『人們為何提供如此理由』的因果描述。」【註九】就此言之，卓越的書評（包括推薦序、導讀等）能起到串連專業社群與公眾讀者的「優越敘事」（superior stories）作用，協助各界人士掌握知識前沿。博士畢業後，我開始寫作書評，初期只當作是讀書的副產品，教書之後才發現，書評寫作是極佳的學術訓練， 【註十】首先是細讀與熟讀，再者是濃縮精要，最後是批評與延伸，這無疑是論文寫作流程的鏡像溯返。更重要的，想寫好一篇學術書評，要下功夫，要有創意，更要有一定的閱讀量並熟悉相關學術領域的發展。最後，坦誠的書評有可能得罪人，也可能開啟研究新路向。我的一些研究合作機緣，除了演講邀約，也來自書評出版後的回應與聯繫。正因為這些，雖然辛苦，或許無用，我想我還是會繼續做功課，繼續作功德。
【註解】
一、何啟良，2019，〈方法、地方知識、書評之必要：當前馬新華人研究的幾個重要議題〉，收錄於吳小安、黃子堅主編，《全球視野下的馬新華人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頁42。
二、張存武，2009，〈海外華人研究的方向及其與其他研究的關聯〉，《海浮文匯—華僑華人卷》，台北：作者自印，頁5。
三、中華學術研究院南洋研究所自1983年起陸續刊行共26集的「南洋研究史料叢刊」。
四、張家榮編著，2022，《南洋復命—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案日治時期南洋視察報告書彙編（一）》，台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五、方偉晶，陸超明主編，王秀惠譯，2011，《華人族裔企業：全球與在地的視野》，台北：群學。該書譯自Eric Fong and Chiu Luk (eds). 2007. Chinese Ethnic Business: Glob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六、劉瑞華，2016，〈導讀〉，Douglass 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著，劉瑞華譯注，《西方世界的興起》，台北：聯經。
七、王笛，2022，《歷史的微聲》，北京：人民文學，頁6。
八、同【註一】。
九、Charles Tilly著，林怡婷譯，2023，《人為什麼要找理由？》，台北：三民書局，頁266。
十、我通常會推薦沒寫過書評的學生讀蔣竹山，2017，〈如何寫一篇評論性的學術書評〉一文。
 陳琮淵 |
臺灣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兼任《淡江史學》、《臺灣東南亞學刊》、《依大中文與教育學刊》及《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編輯委員。他同時也是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員。研究興趣為東亞及東南亞發展、婆羅洲研究、華人族裔經濟、經濟社會學及企業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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