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Entertainment Weekly／Niko Tavernise／Netflix）

由政府進行國際協商的模式，已不足以面對當代危機，所以我們才需要提出以政府、非政府組織、各種公民運動、跨國或本地公司、全球的資本市場及具全球影響力的傳媒等組織參與運作的「全球治理」，來取代傳統由政府代表人民全權參與國際公共事務的討論與創制。這種全球治理模式，在處理如全球暖化、大流行疫病防治或其他全球危機時，到底行還是不行？

【文／吳振南】

前陣子Netflix推出一部大為賣座的電影《千萬別抬頭》（Don’t Look Up，上圖），講述天文學家發現太陽系某彗星在半年後將撞上地球，於是求助白宮，希望美國政府解決地球毀滅危機。孰料這個全球危機卻成了民主大國政客權鬥與金權掛帥的政治籌碼，完全沒有將它放在心上。最終國際社會只能仰賴其他大國如中俄出手，不過任務還是失敗了，地球最終難逃毀滅。

這部電影當然在嘲諷美國脫序的民主社會現象：一旦選舉造成的社會分裂無法有效修補，政黨忠誠支持者就會轉變成民粹份子，無視現實，盲目聽信政黨領袖，不會抬頭望向顯而易見的危機。但除此之外，各位是否對電影裡不經意描述的國際社會反應，特別是全球危機出現後的處理模式有一種熟悉感呢？

當代國際關係是根據傳統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來建構的，在現實主義的架構下，國際秩序由兩個主要原則界定，第一是有實力者定義下的和平，第二則是憑藉法律制定來尋求和平。

前者的例子，如上世紀九〇年代蘇聯瓦解後，所出現的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說法，就是在現實主義實力原則下的國際秩序觀，因為當蘇聯瓦解後，國際間只剩下此一單極的強權國家，可以以國際糾紛仲裁者身份，維持地緣政治的平衡，避免衝突出現。

後者除了考量國家實力，也相信人類具有一定理性，能藉由制定國際的法條與規範，解決衝突並實現各方利益的最大化，如二戰後聯合國成立，或簽訂各種國際條約，到後來國際間各種跨國經貿、軍事、學術科技合作，無一不是憑藉國際法規制定尋求和平的國際秩序。

（來源：The Washington Institute／Eduardo Munoz）

現實主義主導國際政治

這樣的操作模式至今沒出現什麼大問題，這種國際秩序安排提供了相當的穩定性，為許多國家帶來發展和繁榮。但根據上述原則建構出來的國際秩序並不公平，正如發展中國家的馬來西亞人所體認，有時候很多個體僅僅是由於無法選擇的因素（如出生地）就處於起跑點非常不利的境地。更別說若拉長時空因素考量時，又會出現很多應得利益被他人不正當地侵佔的問題，如殖民母國對獨立後的原殖民地的轉型正義問題。

依照現有國際法立法，國家應該是不分大小，主權平等，但在現實國際政治裡，強國還是比弱國擁有更多主權，弱國的主權至今可能被任意踐踏。如聯合國中擁有否決權的只有那二戰戰勝的區區五大國；在布列敦森林體系下，國際貿易結算是以美元來計價等。

拙文〈疫情時代，重構全球衛生體系？〉曾明確指出，目前新冠疫情、全球暖化等全球威脅，如本文開頭所指電影的彗星撞地球一樣，讓世人認識到：過去把一切公共事務，包括需跨國整合的危機，全都委託給政府的統治（government）去進行國際協商的模式，已不足以面對當代危機。所以我們才需要提出以政府、非政府組織、各種公民運動、跨國或本地公司、全球的資本市場及具全球影響力的傳媒等組織參與運作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來取代傳統由政府代表人民全權參與國際公共事務的討論與創制。

問題是，這種強調組織化的集體行動，創制允許、規定或禁止某些行動的遊戲規則的全球治理模式，在處理如全球暖化、大流行疫病防治或其他全球危機時，到底行還是不行？

（來源：Vox／Olivier Hoslet／AFP／Getty Images）

國家主權與政府角色改變

無可否認，在強調跨國界、跨領域合作的經典案例裡，就以歐洲七十年來的統合經驗，最能讓人信服國際秩序能藉由某種形式的全球治理機制促成。可是二〇二〇年英國成功脱歐（Brexit）過程，表明了像歐盟這樣要求參與統合的國家必須放棄部份國家主權，以及凡是皆採用政府間經由談判、妥協來整合彼此利益的治理模式，同時讓歐洲各國內部極右與極左的政治勢力深深不以為然。

對右派保守人士來說，政府參與歐盟就是喪權辱國的行為，同樣的，對堅定維護本土勞工權益的左派人士來說，政府參與歐洲統合過程中，開放了邊境和市場，完全漠視本土勞工應有權利，亦何嘗不是喪權辱國。換言之，目前的全球治理模式存在著根本缺陷，那就是沒有足夠反映各國的「地方治理」，其實這也是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外交是內政的延伸」說法的意義。

許多國際協議的討論與創制，雖已納入除政府外，非政府組織、各種公民運動、資本市場及傳媒的參與，但這些走向國際的各種組織精英，是否真能代表各國內部一般民眾？如果不能，全球治理下得出的各種國際協議，將很難獲得國內認可，在後續推動中往往容易變成老在打高空的議程，難以付諸實施。最好的例子就是聯合國在二〇一五年通過《巴黎氣候協定》對抗全球暖化，美國卻在簽署後出現因政權輪替的反覆態度，即使拜登（Joe Biden）上臺後，已拋棄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退出」政策、重新加入，如此已大大減損世人對該協定最終能否落實的信心。

不過，無法體現對各國的「地方治理」的問題，是否能證明全球治理無法處理全球議題？這倒不一定。這裡我要借用倫理學家辛格（Peter Singer）論證效益主義式全球正義（global justice）的思想實驗「拯救落水兒童」來說明，因為他正是用了這個論證去反駁人有偏愛同胞的傾向（或在此可用來反駁外交是內政延伸的說法）。

假設某A在上班途中，發現一個小孩掉入湖裡。這時，若A伸出援手去救人，小孩就不會淹死，反之若不施救，小孩就會淹死。辛格認為A「應該」會去救小孩，這是因為看到別人有難而我們有能力施援時，在直覺上，會覺得我們有義務做這件事；即使這樣會弄髒A的鞋子，或讓A上班遲到被扣薪。但同樣的上班族A卻有可能不會把買鞋或遲到被扣的錢，捐給每年一千萬個死於貧困的五歲以下孩童。

（來源：Global Citizen）

援助義務攸關全球正義

為什麼會這樣呢？對一般人來說，「距離」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道德事實，對一個看不到、聽不到的遠方陌生人，一般人便很難對這些抽象的人的苦難和死亡產生真實感。但這個思實驗卻指出人的行為矛盾，從後果而論，去救近在眼前的落水兒童，跟去救許多就快餓死在偏僻角落的貧困兒童幾乎沒有差別。因此，若人是按照盡可能給世界帶來「最大的幸福」此功利準則行事時（別忘了，這是一個效益主義式的論證），其行動仍應以最終達成的結果考量。如果同一筆錢能救多幾個人，就不該它花在只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因為這才能為世界消除最多痛苦。由此，辛格推導出「富裕國家對貧困國家負有援助義務」這個效益主義的全球正義理論。

當然，我們都會同意，就算從直覺而言會拯救落水兒童，不表示在直覺上認可「富裕國家對貧困國家負有援助義務」，但也不會拒絕說，如此直覺蘊涵的道德義務往往也是可以推導出去的。

正如孟子在《公孫丑章句》上篇那幾乎與辛格同樣的論證「見孺子將入於井」，孟子指出，無論怎樣的人看到一個小孩跌入井中，都會立即有恐懼和憐憫傷痛的心情產生（不忍人之心），而君王施政時，若有這種不忍人之心時，就會施行不忍別人受害的政策。

當同樣的損害（損失褲子和上班被扣錢）能帶來道德上同樣甚至更好的結果時，就很難不會學孟子的君王那樣，根據道德直覺行事。這也就是說，外交並不總是內政的延伸，有時內政也是外交的延伸。

有能力在國際社會做好「治理」事務的精英，應該理解到如何為各種國際協議，提供一種不忍人之心的說服過程是非常重要的，若全球治理的參與者，能帶著同樣熱誠做好國內政治的「治理」，那麼出現一種更為合宜的「全球治理」模式就是有可能的。

吳振南	旅居臺灣的馬來西亞人，前報業從業員，目前是專職相妻教子的家庭煮夫與兼職文化玩童。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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